說白了，這是看問題的視角問題。
亞歷山大二世站在宏觀大局以及維護本家族權威的角度出發，願意摒棄前嫌幫助不成器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
他認爲這樣做可以分化改革派，達到削弱改革派的目的。
而波別多諾斯採夫則站在自身的角度，認爲康斯坦丁大公不足以對尼古拉.米柳亭造成威脅，哪怕是亞歷山大二世爲其站臺也不可能讓改革派就此內訌分化。
這麼做根本不能削弱改革派，反而因爲幫助康斯坦丁大公背書的關係會放縱那些本來就已經很出格的知識界和新聞界，會讓這些傢伙愈發地肆無忌憚胡來！
這種擔憂有道理嗎？
應該說還是有的，推動改革的人一直都是進步知識分子以及輿論人士，尼古拉一世時代一直保持對他們的高壓態勢，防止他們“妖言惑衆”。
一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隨着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尼古拉一世的集權統治崩盤，導致各路“牛鬼蛇神”都冒了出來，改革派之所以這麼快扶搖直上佔據上風，這幫搖旗吶喊幫助輸出理念的人居功至偉。
現在他們就足夠可怕了，如果再給他們鬆綁，讓他們繼續胡說八道還不用擔心負責任，那世道可不就天下大亂了麼！
一直監控關注知識界和新聞界的波別多諾斯採夫認爲要遏制改革派的發展，就必須先堵上改革派的嘴，不能讓他們繼續胡說八道了。所以對新聞界的管制勢在必行！
客觀上說波別多諾斯採夫的擔憂也很有道理，一種思想要想傳播發揚廣大，首先就必須要有通暢的傳播途徑。反之，該種思想的流傳肯定會受到影響。
從源頭上掐住改革派，讓改革派的思想沒辦法深入人心，這確實是個不錯的招數。
反之，當改革措施深入人心贏得了上上下下大多數人的贊同，那時候保守派還能做什麼？
恐怕只能靜靜等死了吧！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得出的結果截然不同。那麼亞歷山大二世和波別多諾斯採夫究竟誰更正確一些呢？
如果讓李驍和尼古拉.米柳亭來做評判的話，他們會一致認爲波別多諾斯採夫的建議更危險，對改革派的殺傷力更強。
這麼說吧，其實從矛盾爆發一開始，李驍和尼古拉.米柳亭就深入交換過意見，討論過康斯坦丁大公狗急跳牆不顧集體的利益向亞歷山大二世求救的可能性。
當時尼古拉.米柳亭還沒有預見到康斯坦丁大公會這麼“任性妄爲不顧大局”，認爲在他“強有力的說服策略”下，對方應該會懸崖勒馬。
退一步說，如果他真的向亞歷山大二世求救，那後果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這個結果還能達到改革派之前一直竭力爭取卻沒有實現得願望。
當時他對李驍說道：“如果陛下強勢干預幫助康斯坦丁大公，那結果只有一種可能，命令您釋放被捕人員，鑑於您之前逮捕他們的理由中包括誹謗皇室這一條，未來就算第三部還想借此生事遏制新聞界恐怕都不可能了！”
尼古拉.米柳亭笑了：“看來我最好希望康斯坦丁大公能向陛下求救，而陛下也能響應他的要求，如此一來保護新聞界的目的確實可以實現了……可我覺得他不太可能這麼做，畢竟這麼做了等於公開背叛，他不會如此不知輕重吧？”
李驍卻搖頭道：“相反，我認爲康斯坦丁大公一定會去求救，這是他的性格使然，否則他只能接受失敗的結果，驕傲的他纔不會讓自己顏面掃地！”
緩了緩他繼續說道：“我擔心的是陛下的態度，如果陛下不答應他的要求，那知識界和新聞界必然會遭受重創，哪怕有我們示警和保護結果都難說啊！”
尼古拉.米柳亭也是憂心忡忡，按照李驍的計劃，如果亞歷山大二世不上鉤，那隻能棄車保帥，只能選擇犧牲一部分知識分子和新聞人士了。
畢竟他們之前按照康斯坦丁大公的要求搞得確實有點過分了，不可能不付出代價。
就怕亞歷山大二世下狠手，那代價就太大了。他憂慮地說道：“還有沒有其他辦法呢？總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送死吧？”
李驍攤了攤手道：“辦法不多，畢竟之前他們搞得確實出格了，實在不行就只能犧牲一下康斯坦丁大公了！”
尼古拉.米柳亭愣住了，怎麼這裏又有康斯坦丁大公的事兒？還能怎麼犧牲他？
李驍苦笑道：“實在不行就只能把責任推給他了，畢竟指使新聞界詆譭陛下的幕後黑手就是他，他自己搞出來的事情自己擺平也算合理……更何況他的身份地位擺在那裏，陛下爲了顧全臉面也不見得會把他怎麼樣……”
尼古拉.米柳亭頓時苦笑不已，倒不是李驍的這個辦法不好，而是有點太那啥了。
再怎麼說康斯坦丁大公也是自己人，對改革還是有一定貢獻的。你這麼搞簡直把他往死裏薅，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李驍一點兒都不覺得自己過分，試問如果康斯坦丁大公自己不搞事情，不弄出這些爛屁股的破事來，誰能坑他？
這些破事都是他自己折騰出來的，於情於理都應該他自己去擦屁股。
總不能你丫只負責惹事不負責熄禍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憑什麼就得讓着你，任由你作死妨礙大家的利益？
天底下就沒有這種道理，反正李驍不喫這一套，如果不是顧及尼古拉.米柳亭的態度，獲知第三部要搞他的時候，他絕對第一個就把康斯坦丁大公交出去，你的事情你自己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