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的說，趙國的內政其實還是比較難處理的。
現在的趙國已經是華夏曆史上疆域最爲廣闊的國家，面積已經超過了400萬平方公里，馬上就要接近500萬平方公里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控制這麼多的國土和臣民，絕對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
尤其是這些國土和臣民大部分都是趙括在過去的十年裏陸續征服的時候，這個挑戰就顯得更加的嚴峻了。
但是好在趙克對於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毫無頭緒，恰恰相反他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在過去的那麼多年之中，趙國一直在十分積極的擴張者，所以趙國人早就已經對如何統治新的領地有着非常成熟的經驗。
尤其是一批又一批學宮之中的畢業士子離開了邯鄲，奔向趙國各地區出任官員之後，這種情況更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由於在學宮之中接受了十分系統的理論培訓，這些士子們大部分都是擁有着很強的理論知識，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會在地方上碰到或大或小的困難，但是憑藉着這些知識，他們往往都能夠在戰勝這些困難之後，能力獲得一個更加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學宮之中的學者們，對於究竟要如何培訓出一個足夠成熟的官員，也同樣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這麼一個心得體會。
早在學宮剛剛成立的時候，趙括就已經告訴學宮之中的各家學者們，學宮之中究竟是誰來當家作主，這其實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誰家的人在畢業之後能夠對趙國作出更大的貢獻。
所以無論是儒家法家道家還是墨家，大部分的學宮流派都是以培養一個官員，然後慢慢的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目標。
當這些九流十家的官員們紛紛進入到地方去，按照各自學派的思想來治理當地的時候，理論和實踐就產生了交匯。
當理論和實踐真正的交融在一起的時候，這纔是人們常說的經世致用。
在這之前九流十家的學宮流派學者們，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是先說服國君，然後等到國軍採納他們的思想之後，這個學派的人才能夠獲得當官的機會。
但是這樣做其實有很大的缺點，那就是這是學者們首先是要和國君們說理論，但是呢，國君們作爲具體事務的處理者，他們其實很多時候對於理論並不感冒，而是更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理論的作用，能夠看到這個理論究竟能對自己的國家發展起到什麼樣的好的效果。
趙括的這個模式就成功地解決了這個難題，趙括不看誰家的理論更爲先進，而是看誰加的官當得更加的出色，誰家的官政績更好，誰家的官能夠把地方發展的更加的富庶。
簡單的說就是一切由老百姓說話，只要老百姓在這個官員的帶領下生活變好了，那就說明這個官員是有用的，也說明了這個官員背後的流派是相對於趙國是有用的。
趙括的這個選擇標準得到了學宮之中幾乎所有流派的贊同，這些流派的學者們一個個都可以說是滿腹經綸，同時也是心高氣傲，都覺得自家的思想絕對纔是拯救這個世界的最後選擇，如今趙括給了他們這個機會，他們當然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現出自己這個流派的真正能力。
簡單的說就是除了種田之外啥也不行，想要收稅也沒有收起來，想要組織徵兵，效果也不盡如人意。
於是乎，在這麼一個政績的壓力下，農家的官員們不得不開始向法家靠攏，嘗試着採取法家的制度來約束地方，從而讓地方除了在發展農業之外，能夠靠法律和秩序，把稅收以及徵兵的效果給搞好起來。
又比如說儒家儒家原本是最重視道德教育，同時也是非常重視家族的這麼一個存在，所以說在儒家官員的治下，家族的力量是比較能夠容易擴展的。
同時一名儒家官員可能往往也只會和家族之中的族長進行接觸，至於家族內部的事情就交給族長來處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儒家官員理所當然的獲得了地方上大量家族的支持，但是隨之而來的事情卻也出現了，那就是家族內部由於族長一言九鼎，所以往往會因爲主張的個人喜好而出現許多利益分配不清，甚至是涉及人命的案件。
如果是在儒家一手遮天的後世，這種事情其實很容易就能夠搞清楚，畢竟儒家能夠很輕易的控制住所有人的思想，只需要確立族長的權威，維持住對地方的統治，獲得稅收和兵役就足夠了，死幾個人這都無關緊要。
但是在這個時代，由於其他流派的官員，可是一直都在緊緊的盯着儒家這個學宮之中的最大流派，所以說這些事情往往很容易就會被其他流派的官員在上計的時候給捅出來，對於儒家官員們上計時候的政績統計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爲了解決這個事情，儒家的官員們也不得不開始嘗試藉助法律來直接介入其中一些案件這種，並且因此而對族長們的利益產生了損害。
需要帶字的效果就是慢慢的，儒家的官員們和族長之間的聯盟不再那麼的牢固了，出現了許多的裂痕，甚至在許多地方，族長還和儒家的官員直接翻了臉。
但不管怎麼說，儒家確實是依靠着這種對發家的融合，在地方上穩穩的站住了腳跟，並且將勢力慢慢的擴展到了趙國的中樞。
趙括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也是發出了感慨。
在歷史上儒家和法家就曾經進行過一次合流，不過那是在漢朝時候的事情，沒想到現在在趙括無意之間的推動下，居然提前了幾百年就出現了。
對於趙括來說，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實也是趙括希望看到的事情，作爲一名統治者最講究的就是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換句話說就是要一面唱紅臉，一面唱白臉。
儒家講究的是教化，比較適合在統治的過程中扮演溫和的一面，而法家講究的就是法律比較適合再統治的過程中扮演嚴厲的一面。
如果過於溫和就會導致地方上的勢力尾大不掉，最終對中央王朝造成威脅，並且太過溫和的教化，還會導致整個民族喪失進取的銳氣，最後被別的外來入侵民族吊打。
但是如果一昧的講究嚴厲，一昧的像法家那樣以軍功控制一切的話，那肯定也是不行的，歷史上短命的大秦王朝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