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的下午，索科夫正在家裏寫書，忽然聽到了敲門聲，他以爲是阿西婭提前回家，便放下筆走到門邊打開了房門，嘴裏問道：“阿西婭，你是忘記帶鑰匙了嗎？”
誰知他卻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將軍同志，我不是阿西婭，我是維爾納。”
索科夫定睛一看，可不，門口站着的人，是很長時間沒見的編劇維爾納，他的態度立即變得熱情起來：“原來是編劇同志，好久不見了，快點請進吧。”
維爾納進門之後，一邊脫身上的大衣，一邊感慨地說：“將軍同志，你家裏真是暖和啊。要知道，我剛剛在大街上都快被凍僵了。”
索科夫先是幫維爾納把大衣掛在了衣架上，隨後又給他倒了一杯熱茶，放在了他的面前：“編劇同志，請喝一杯熱茶，暖暖身子。”
維爾納捧起茶杯，試圖利用茶杯的溫度，讓自己雙手快點暖和起來。他盯着桌上的手稿，好奇地問：“將軍同志，你這是又在寫新的小說嗎？”
“是的，編劇同志。”索科夫翻了一下桌上的手稿，找出了新書的開頭章節，遞向維爾納：“這是我寫的新書，伱先看看，有沒有什麼值得修改的地方。”
維爾納放下手裏的茶杯，搓了搓手，接過索科夫手裏的手稿，看了一眼書名，不由自主地念了出來：“《普通一兵》。”
“沒錯，這部新書的名字就叫《普通一兵》，”索科夫在維爾納開始閱讀之前，提前向他說明：“書中的主角是著名的戰鬥英雄馬特洛索夫，講的是他爲了保證戰鬥的勝利，用自己的身體堵住了敵人從碉堡裏射出的子彈，最後壯烈獻身的故事。”
“其實從戰爭爆發開始，這樣題材的書就層出不窮。”維爾納並沒有立即翻開手稿，而是望着索科夫說道：“大家看了這麼多年，多少會出現一些審美疲勞，難道你不擔心寫出的書，沒有人看嗎？”
索科夫聽後呵呵地笑了兩聲，隨後說道：“編劇同志，我在寫《這裏的黎明靜悄悄》一書前，大家也是這樣質疑的。但如今看過書的人，都不再懷疑我的書如果出版後，肯定能成爲一本暢銷書。”
“這一點我倒是不否認，你所著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將成爲經典。”維爾納說道：“正是因爲你所著的第一本書，就成爲了經典，所以你在選擇題材時就需要非常慎重，假如寫出來的新書，不受讀者歡迎，恐怕會對你的名聲產生不利的影響。”
“可是我根本沒有什麼名聲可言。”索科夫頗爲無奈地說：“我倒是選擇了別的題材，但卻不能寫，只能改寫這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題材。”
“什麼，將軍同志，您說什麼？”維爾納喫驚地說：“難道除了這本書，您還寫了其它的書嗎？”
“沒錯。”
“能讓我看一看嗎？”
索科夫的《圍困》已經寫了十萬字，雖說如今不能再寫，但他還是妥善的保存起來，等可以寫的時候，他再拿出來寫後面的部分。此刻聽維爾納說想看一看，便起身走進臥室，打開了衣櫃，從裏面的暗抽裏取出手稿，拿出來交給了維爾納。
看着索科夫手裏厚厚的一迭手稿，維爾納有些喫驚地問道：“將軍同志，這就是你寫的另外一本書？”
“是的，編劇同志。”索科夫點頭說道：“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看。”
趁着維爾納看稿時，索科夫又繼續寫《普通一兵》，因爲他的心裏很清楚，就算維爾納的閱讀速度再快，要看完十萬字的小說內容，起碼需要一個小時以上。
維爾納用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的時間，看完了索科夫所寫的《圍困》前幾章節。當他放下手稿後，滿臉詫異地問：“將軍同志，我覺得這本書就寫得相當棒，爲什麼不能繼續寫了呢？”
“因爲已經有人給我打招呼，說書中提到的重要人物如今都健在，如果我的這本書寫出來之後，也許他們會對我的描寫產生一些看法，到時就有可能給我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煩。”索科夫說道：“因此最好的選擇，就是暫時不寫，等到時機成熟時再繼續寫。”
“是誰，是誰給你打的招呼，將軍同志。”維爾納聽索科夫這麼說，不滿地反問道：“難道他不知道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假如能出版，肯定又能成爲一本經典。”
索科夫苦笑一聲，然後慢吞吞地說道：“是最高統帥本人。”
維克多聽後，整個人都驚呆了：“什麼，是最高統帥本人讓你暫時不要寫這本書？”
“沒錯，的確是這樣。”
索科夫記得很清楚，圍困是在1975年紀念衛國戰爭勝利三十週年時出版的，1978年，該書榮獲蘇聯最高文藝獎“列寧獎金”。
這部小說之所以受到各界的讚許，並迅速成爲暢銷書，是有其獨特的背景。60年代有關領導大力號召文藝作品寫“愛國主義題材”。軍界負責人親自出場宣傳動員，並在1964年組織了蘇軍負責人與文藝界人士的見面會。
當時的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和總政主任葉皮謝夫指出：藝術創作“應當特別注意反映戰鬥功勳，武裝力量戰鬥史”，“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題材是如此迫切和重要，它應當在書籍和歌曲中，在電影和繪畫上，得到更鮮明的、令人信服的和更有成效的反映。”
1970年，科涅夫元帥、崔可夫元帥等多名高級指揮員，在《消息報》上聯名發表呼籲書，明確要求文藝作品寫衛國戰爭。在這之後，蘇聯作協、影協等協會召開了聯席會議，專門討論創作“軍事愛國主義”題材作品的問題；有關方面和俄羅斯聯邦作協，聯合召開“軍事愛國主義文學會議”，作協響應科涅夫等人的呼籲，召開各加盟共和國、莫斯科、列寧格勒作協軍事文學委員會主席會議，進行動員組織。他們設置軍事文學作品獎金和獎章；組織作家訪問中亞、遠東等邊防地區；訪問駐東歐各國的蘇軍部隊；大量出版宣傳“軍事愛國主義”的文集和歌曲集。正是在這樣的大力宣傳和組織下，出現了一大批軍事題材的作品。
六七十年代出現的一大批戰爭小說，都力圖從各個方面來再現衛國戰爭的歷史畫面，越寫篇幅越長、人物越多、場面也越大，評論界給了這類作品一個新的名稱：“全景文學”。這是繼50年代後半期出現在蘇聯文壇上的以寫“戰壕真實”爲標幟的“新浪潮”之後，又一個戰爭文學“新浪潮”。而長篇小說《圍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寫成，併成爲六七十年代“全景文學”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