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炮兵軍官解釋說，這種碉堡正面呈圓形，受力面積大大減小，而且有很好的反彈作用，很多炮彈都給彈開了，另外碉堡大量使用花崗岩建造，因此異常的堅固，如果沒有更大型的火炮，很難轟開。
瑞典人其實不知道，客家人擅長建造碉堡，但並不是完全用花崗岩建造，而是多層複合結構，內層使用夯土加上木材，只有外層使用花崗岩，第一是節省了材料，第二這種複合式結構，不但有抗擊作用，裏層土木結構還能起到緩衝作用。
當地人非常着急，已經到了自己的家鄉，看到了自己過去耕作的田地，行走的小路，但是卻打不開客家人的碉堡，有幾個心急的鄉紳立馬就請願，說讓官兵給他們壓陣，他們帶着鄉勇衝一衝。
朱敬倫拒絕了這種拿任命填坑的建議，告訴當地鄉紳等一等，既然需要更大的炮，那就把更大的炮拉來，了不起弄兩門要塞炮來。
第一仗就不順利，方山感覺到不對勁，算命先生總是相信自己有某種冥冥中的感覺，建議朱敬倫不要硬攻，得智取。
朱敬倫笑道：“就是要硬攻，只有硬攻才能最大程度的震懾住人。小炮不行，我們就用大炮。”
方山嘆道：“我總覺得要出事。”
朱敬倫擺擺手：“既然你覺得要出事，那我們就先回去吧，反正等大炮還要一段時間。其實我也覺得要出事。”
朱敬倫說的要出事，跟方山的說的是不是一回事，他不知道，朱敬倫只知道英法聯軍那邊應該有動靜了，他至少要回去一趟。
於是留下侯進和瑞典顧問團在此，他隨着去接重炮的兵船回到新安。
果然不平靜。
1860年3月8日，英國公使普魯斯與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根據政府訓令，向清廷發出了最後通牒。提出了四項要求：
第一，爲大沽口事件向英法道歉並歸還被清方擄獲的槍炮船隻。
第二，有禮貌地接待英法公使溯白河進京換約並充分履行條約。
第三，前已答應的英使不駐京作爲罷論，今後英使是否駐京由英法自己說了算。
第四，爲大沽口事件向英法賠償，數目的多寡就看清方對以上各款照辦的遲速。
朱敬倫回去的時候，都已經四月底了，因此這份通牒廣東也收到了，清廷的態度很不在乎，但是柏貴急的跟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清廷不知道英法的實力，柏貴在廣東待了幾十年，他對洋人的情況瞭解的更清楚，他知道這兩個國家，現在誰都惹不起。
朱敬倫又不在，他最擔心的是，洋人會不會再次圖謀廣州，朱敬倫建立的虎門要塞能不能擋住洋人的艦隊，這座要塞羣耗資百萬兩，這幾年新安釐局的銀子可都砸進去了，他柏貴可是一分錢都沒從朱敬倫手裏摳拿，圖的就是一個踏實，但是一想到當年林則徐沒有擋住，葉名琛也沒有擋住，他就對用炮臺對抗軍艦，沒有什麼信心了。
柏貴的態度通過富禮轉達給了朱敬倫，富禮在朱敬倫不在這段時間，就一直駐在新安，不是他想留在這裏，而是柏貴根本不放心。
朱敬倫讓富禮放心：“我敢立軍令狀，如果洋人踏過虎門一步，我願自戕”
富禮道：“你有把握就好，沒人想你自戕。我這就告訴總督大人去。你說話可得算話，可別騙我。”
富禮自己其實也很擔心。
朱敬倫嘆道：“其實我更擔心的是新安這裏，洋人對九龍虎視眈眈，赤灣炮臺雖說也安裝了新炮，但總不如虎門要塞那裏的炮多，最重要的是洋人可以走陸路，從九龍登岸，只要他們下定決心，真的不好守啊。”
富禮嘆道：“如果新安守不住怎麼辦，洋人如果要割地，朝廷會答應嗎”
朝廷會不會答應這還用說，北jing城一旦陷落，咸豐什麼都會答應的。
那麼到時候如何保住九龍呢。
撇開感情問題，九龍割不割給英國人，對這個國家的大勢沒什麼影響，因爲香港島都已經割讓了，多割讓一個九龍司也不算什麼，更何況英國人只要一部分，並不是割讓九龍半島全部。
朱敬倫也知道，英國人要割
讓九龍司，也不是出於領土問題考慮，主要是他們的洋行需要一塊土地建立倉庫。
但這同樣是朱敬倫最關心的問題，他在赤灣開港貿易，最重要的就是出於經濟目的，就是爲了收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關稅，如果能夠遏制香港的發展，朱敬倫相信，赤灣這裏的貿易額會更大，稅收會更多。
所以朱敬倫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來保住九龍。
但是打是不可能打得過的，就算法國人不參與英國人奪取九龍的行動，光是英軍，那可就是一萬多人，跟一萬多英國現代軍隊野戰，目前的朱敬倫還做不到。
硬碰硬不行，那就只能採取其他的手段，讓朝廷頂住壓力也不可能，咸豐那幫子人眼裏根本就不在乎，他們東北老家哪裏的國土說割讓就割讓，更何況南方偏遠地區的小小半島，恐怕九龍司在他們眼中的分量，還不如割給俄國人黑龍江流域那些荒地呢。
跟侯進商量了一下軍事問題，侯進表示派出去的一百人已經開始對上萬鄉勇進行訓練，目前都很聽話，沒有出現問題。
就是九龍司哪裏也很順利，就是當地的鄉勇很緊張，他們阻斷各地交通，目前九龍司的走私都完全杜絕了，不管是以華人還是洋人想走私，都會北揍死。
據說因爲走私鴉爿，就連九龍副將楊以德手下兵丁都被打了，當地鄉勇還帶人堵了九龍城半個月，是侯進派人去勸說才放開了九龍城。
侯進說民心可用。
是啊，民心可用。
朱敬倫腦子一動，有些不情願，但也只能用民心了。
翻開史書大家會發現，清王朝在跟洋人的外交文件中，動輒就以百姓來威脅洋人，這可不是他們一直就有的習慣。
從什麼時候開始，老百姓成了清廷用來威脅洋人的工具呢，大概是鴉爿戰爭之後，倒不是三元里這種小勝利讓清廷覺得洋人怕百姓，而是廣州爆發的反入城運動開始的。
第一次鴉爿戰爭後，洋人取得了入城居住權，但是老百姓不樂意，此時的中國老百姓，眼裏對非漢人的民族充滿了歧視，連本土的非漢人都歧視，更何況洋人了，所以廣府人跟客家人相互說對方不是漢種就是一種很嚴重的侮辱，雙方都想方設法的強調自己是從中原來的純正漢人。
因此廣州老百姓一聽洋人要進城跟他們住在一起，這還了得，誰願意自己家附近住一羣不知禮義廉恥的夷人啊，那會帶壞小朋友的，聽說夷人還喫人，喝人血等等。
人們總是習慣把一些恐怖的事情加在自己不瞭解的事務上，西方人也一樣，直到21世紀還有一些西方人認定中國人喫小孩呢。
於是廣州的民間力量，從鄉紳到商人，再到普通的市民，紛紛請願，要求官府拒絕洋人入城，官府夾在兩面爲難。此時英國人一靠近城市就北市民扔石頭，深入鄉村還可能被殺，因爲反入城而死的英國人，比打鴉爿戰爭死的還多。
這個運動，讓英國人在第二次鴉爿戰爭之前，都沒辦法進入廣州城。此舉被舉國上下所歌頌。林則徐在福州也推行過反入城，福州人也抵抗了，但是成效沒有廣州這麼大，林則徐還感慨福建人柔弱，不似人廣州民風剛硬。
由於發現民間運動可以達到官方達不到的目的，洋人好似很懼怕扔石頭的鄉民，而不怕拿刀子的官兵，之後清政府就開始濫用老百姓這個藉口了。
以朱敬倫的性格，他是不喜歡採用這種方式的，保家衛國本是政府的職責，算是政府提供的一項公共服務，既然收了老百姓的稅，那麼就要爲納稅人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安全與教育本是應該享有的兩項最基本權力，可政府無能，反倒要用老百姓爲藉口保護自己，這種事做出來真夠丟臉的。
可現實是，採用任何正規的外交手段，都達不到保護九龍的目的，朱敬倫也只好打一打老百姓這杆大旗了。
但朱敬倫即便是打這杆不太光彩的大旗，也絕對不會像清廷官員那樣濫用，那樣動輒百姓如何如何掛到嘴邊，早就沒有任何力度了。
朱敬倫要讓洋人，也要讓清廷切實的看到廣東老百姓的心聲，而且讓他們感受到老百姓保家守土的強烈決心。
朱敬倫決定，讓所有鄉紳聯名，寫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