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咸豐三年1853年甘肅籍進士，中進士之後調來了廣東長樂縣做縣令，長樂縣隸屬嘉應州，也就是後世的梅州，是一個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長樂縣屬於山區，但出產茶葉，當地人跟往來客商常常因爲利益而發生械鬥。
周士俊到任後，經明察暗訪，採取果斷措施，將帶頭鬧事的人全部逮捕法辦，依法懲治了禍首，平息了事態。應該說嘉應州這裏也是械鬥高發區，能制止住械鬥，這個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起碼是一個敢做事的，這一點比鶴山等地的縣令都強得多。
英法聯軍撤走後，番禺縣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廣西，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縣令。
周士俊這種出身西北內陸地區的官員，往往有一種西北黃土地上的厚重，但同時也具有內陸地區人的保守性。
周士俊中進士做官後，赴任前專門去向他的老師辭行，老師一見周士俊，要行跪禮，周士俊一把扶住，將老師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則仍像學生時那樣垂手端立，懇請老師指點。
老師說：“你現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記兩句話，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點頭稱是。
這種官員，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許也斂財，也收一些銀子，但根子上有一種保守的正直。
這種正直，讓周士俊在番禺也贏得了聲譽，最主要的就是因爲他敢跟洋人鬥。
北京條約換約之後，洋人再次來到了廣州，中國文官骨子裏有種文弱心態，欺軟怕硬，洋人展現了他們的實力，官員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來到廣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沒有不應的。
洋人自己都沒發現自己的價值，但是總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發現，有人發現找洋人說話好使之後，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頭幫自己給官府施壓，每每能打贏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禮，託他們走中國官員的“後門”，官司就能轉敗爲勝。這一方面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則不斷的積壓民怨。
周士俊到任番禺縣令後，也很快就遇到了這種事，他對此深惡痛絕，決心好好整治一番。任上碰上一宗爭田訴訟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後，立馬將理屈的一方抓了起來。但是搶奪別人土地的豪強，買通了洋人，去給當時的總督柏貴遞了話。
柏貴就派人來給周士俊遞話，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態度堅決的回覆：“此人犯法，證據確鑿，未及審判，何能釋放”
柏貴解釋說，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說情。
周士俊不服：“縣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國，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祿，怎麼能聽洋人的指揮”
最後柏貴也拿周士俊沒辦法，反而讓周士俊在廣州揚名，老百姓說他不畏洋人，是強項令。保守封閉的社會中，民族主義情緒嚴重，周士俊跟洋人對抗，是有廣大的羣主基礎的，所以若非萬不得已，朱經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這種保守的官僚，往往也願意做舊政權的忠臣。
朱敬倫鬧餉的時候，由於擔心出現當年華庭傑和李福泰出城組織鄉勇圍困廣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兩個縣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這兩個縣令請出來，希望他們繼續做官，穩定地方。
做官他們倒是願意做，可是之後一直跟朱敬倫做對，尤其是周士俊，當朱敬倫發出讓全省州縣遞解官銀入廣州府官庫的時候，他直接說錢都讓朱敬倫搶了，他沒有錢。wqu
方山建議，嚴懲周士俊，給其他人做個樣子。
朱敬倫深思了一番，這種有民望的縣令，如果殺了他，自己不會有好名聲，反而讓這種人成神了，老百姓會一代一代的傳誦。
“由他去吧，必要的時候，我們也需要敵人”
朱敬倫解釋道，這種不知變通的官員，就跟聶爾康一樣，有時候也有用，現在用聶爾康的血已經震懾住了大多數州縣，犯不着在殺一個文官了。
“番禺縣就在廣州城中，他翻不了大浪
，只要他不試圖鼓動鄉勇，就不要動他。”
廣州城現在已經替代新安縣成了朱敬倫新的大本營，駐紮着朱敬倫的重兵，他倒也不怕這些官員的小小違逆，真正要擔心的，是距離廣州較遠，但又有重要意義的州縣。
另外朱敬倫派兵也有正當的理由，他是打着防備華洋衝突的旗號去的，北京條約換約之後，潮州成了新增的通商口岸，一開始是美國人想入城，當地官府怕發生意外，將口岸劃到了汕頭，美國人進不了城，也沒有堅持，但是英國人不幹，他們比美國人換約晚，還是打了一仗後才完成換約的，後來卻要先至，一定堅持要去潮州設立領事館。
潮州本就是山區州府，卻又有河流通向大海，是一個有山有海的地方，民風比較封閉，又是中國沿海地區闖大海的一股重要勢力，所以民風又相當悍勇，潮州羣衆反對英國領事進入潮州城。英領事在清政府官方保護下進入潮州城，結果潮州羣衆聚集了千幾百人，向英國人拋擲瓦礫，蜂擁鼓譟，反對英人入城。
以此事爲理由，由廣州將軍簽發調兵的軍令，孫鳳祥也沒有理由拒絕，沒有理由拒絕也就不用拒絕，因爲他不用擔責任，最後無論是那一派爭鬥勝利，也沒有藉口以此找他麻煩，那麼他何必又要給自己惹麻煩呢。
最後朱敬倫派去的那一千人，平安的進入了潮州府，作爲一個山多地少土地貧瘠民風彪悍的地區，朱敬倫沒太多必要派大軍駐紮，而像其他的高雷陽道，瓊崖道，廉欽道等地方，朱敬倫更是一個道只派五百兵，甚至瓊崖道都沒有派兵去，這時候海南島沒什麼戰略意義，即沒錢，又偏遠。
但是廣州府是必須嚴密的控制在自己手裏，每一個縣都必須派兵。
廣州府十四縣，南海、番禺兩縣治所在廣州城中自不用考慮，順德縣、東莞縣、從化縣、龍門縣、新寧縣、增城縣、香山縣、新會縣、三水縣、清遠縣、新安縣、花縣全部都要派兵，新會已經派去了一百多人，新安縣更是一直都是朱敬倫的大本營，剩下其他十個縣，每縣派兵一百，仿照新會例，讓軍官自行招募千人輔助，穩定地方，牢牢控制廣東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區。
一個月時間，這些事情纔算做完，基本完成了對廣東的控制。
但是廣東地方遠遠談不上安定，更談不上被朱敬倫絕對掌控。
十月底，突然鶴山再次發來警訊，土人團勇再次向客家人發動攻擊，客家首領張寶銘第一時間跑來朱敬倫這裏哭訴。
對他的哭訴朱敬倫不能置之不理，現在他手下的軍隊，一半主力出自客家，讓客家人給自己效力的承諾就是幫他們奪回土地，保護他們。
可是要派兵，壓力真的不小。
朱敬倫之前向惠潮嘉道派兵一千，向高雷陽道和廉欽道各派了五百，在肇慶這個戰略要地也駐紮了一千士兵，廣州府縣每縣各一百，總計派出去了四千多兵力，雖然對於目前掌握的三萬大軍來說，只是十分之一，但是派出去的軍隊不管戰鬥力如何，都必須絕對信任，因此只能從新安軍和五坑軍這兩個主力軍調人。
新招募的八旗軍不但不可靠，反而是隱患，還得重點防備，因此手頭兵力就有些捉襟見肘。將真正能打仗的五坑軍和新安軍兩個軍任何一個軍派出去，廣州城所剩能戰鬥的兵力就不足一萬，廣州兵力就太空虛了。
可是手裏權衡利弊，朱敬倫還是決定要發兵，而且要發大兵。
一次派出一萬人，派出侯進和方山，一文一武兩位要員，要用雷霆萬鈞之勢，徹底解決鶴山境內的械鬥，不然糾纏下去，引發新寧等地的大規模械鬥就更不好收拾了。
之前朱敬倫已經多次聽到這幾個縣出現小規模械鬥的消息，沒有軍隊震懾，一旦有權力真空，已經佔據絕對優勢的土人團勇就難以遏制侵吞客家人田地的渴望，一旦任由這股勢頭滿眼，鶴山等縣會再次大亂。
朱敬倫則坐鎮廣州，抓緊時間練兵。
他必須搶在北京朝廷動盪技術之後，開始對廣東地方動手之前，掌握足夠自衛的兵力，爲此他不惜一直攪亂廣東的局面，讓廣東人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想必北京就更摸不清楚情況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