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享受張千山是感受不到了，他應女婿朱敬倫的要求，去攻打樂平了，但是蔣益澧不可能坐看自己的退路被切斷，回援了樂平，張千山手下的老弟兄於是再一次被湘軍擊潰，殘部不足一千人逃入深山之中。
不知道他此時是否明白，這個時代，是獅子的遊戲場，他一個土狗能上臺轉一圈，齜牙咧嘴一番已經難能可貴，牙口不好胃口卻好始終不是什麼好事。
在這場獅子的遊戲中，他下場是遲早的事情，他不過是拉起了一隻江湖氣的隊伍，然後聚攏了一般綠營和鄉勇，就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場，他憑着一股賭徒般的孤注一擲押寶勇氣，已經足夠出彩了，如果還沒有自知之明，他遲早會在獅子們的怒吼聲中被撕得粉碎，土狗已經被打的滿地找牙的時候還不知道認慫是很可悲的。
但張千山確實沒有自知之明，他是賭徒，卻自認英雄，他有野心，他此時雖然失敗，但他自比十八騎敗走商山的李自成，他不氣餒，這纔是悲劇。
在這個獅子的遊戲場上，湘軍是獅子，朱敬倫是獅子，列強是獅子，其餘就連李鴻章、左宗棠之流都只能作爲陪襯，何況一個區區的賭徒張千山。
老練的曾國藩看透了中國社會中最保守，卻也最有力量的那部分，利用報收封閉的湖南鄉村宗族，組建了規模龐大，血腥野蠻的湘軍，朱敬倫則借用了歐洲幾百年來飛速發展出來的一整套軍事文化和制度。
相比曾國藩和朱敬倫，即便是藉助英國人組建常勝軍的李鴻章，藉助法國人編練常捷軍的左宗棠都輸了一個層次，李鴻章、左宗棠學的，主要是西方的技術層面的東西，採用西式軍隊制度，使用洋槍洋炮，就是他們看到的一切。
但只有曾國藩和朱敬倫，看到了制度的層面，不過一個是激發了傳統社會的潛在能量，一個則是引入了更富有生機的一整套制度，完全構建在宗法體制下的湘軍是很有戰鬥力的，因爲他們擁有一整套傳統的精神，這種精神朱敬倫這裏都有所欠缺，但他移植了一套西方的基於數學邏輯的管理制度，這套制度不講究精神，但是極爲注重程序，他不想李左二人，只注重引入西式的訓練和武器，朱敬倫還拿來了西方的軍隊管理制度，後勤管理方法以及依靠集體智慧組織作戰的參謀制度。
所謂制度，就是能夠源源不斷複製，侷限在軍事層面，那就是能源源不斷的提供出合格的軍隊的程序。朱敬倫建立的軍校，訓練營等成套的東西，就是這種制度，曾國藩的湘軍體系也是這種東西，他是可以持續不斷的輸送新鮮血液的一種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張千山那種拉丁式的擴張根本行不通，任何對抗到最後還是制度跟制度的對抗，在這種層面，李左二人都只能做配角，張千山渾然不覺他們面對的對手們有多可怕，依然做着梟雄的春秋大夢，躲進深山不忘初心，依然在謀算着如何東山再起。
但在朱敬倫的視野裏，已經不再有張千山這種角色的舞臺
了，他現在考慮的是如何進取的問題了。
朱敬倫打垮了張千山之後，主動權拿到了手裏，現在他有兩個選擇，第一進入廣西，跟蔣益澧爭奪廣西的控制權，第二進入福健，跟左宗棠的楚軍集團正面交鋒。
這兩個選擇都很誘人，將兵鋒推出去，意味着爭霸天下拉開序曲，但先從哪個方向突破，這是一個很難的選擇。
高級軍官和參謀們臉上洋溢着勝利的喜悅，從他們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大明這個新生的政權更爲認同，不止是他們，連老百姓都是這樣，當勝利的消息傳開，已經有人開始放鞭炮了，放鞭炮表達一種情緒，但反應出來的何止是一種情緒，還有一種立場，已經有人可以公開表明他們不再認同滿清，可以將自己的傾向公開，而不會遭來周圍鄰居的排擠，這意味着老百姓中立的態度開始鬆動，心中更加傾向於大明這個新建的國家，儘管她用了一個老名字。
以後隨着這樣的勝利越來越多，隨着戰線遠離廣東核心地帶，這種認同會隨着安全感的上升越來越強烈，等到了下一代，就已經沒人知道他們曾經還是清朝的臣民，甚至無法想象他們的祖先做清朝臣民時候的樣子。
老百姓不管國家發展的方向，他們認同這個國家，他們就爲國家的勝利高興，不認同這個國家，他們就對國家的一舉一動無動於衷，掌權的精英們卻不能不考慮國家的發展方向，這是最大的問題，方向走錯了，很有可能會讓國家走幾十年彎路。
經過激烈的討論後，軍官們開始主張進攻廣西，他們的道理很簡單，這裏更容易進攻，蔣益澧多次攻城不克，其實已經損失了很多人馬，三萬人中足足有3千多人戰死，受傷者不少於這個數量，對於一向很在乎傷亡的湘軍來說，這種程度的傷亡，足以讓他們放棄戰鬥。
曾國藩兄弟最近最大的一次失敗，不過就是在三河之戰中李續濱部3000人被全殲而已，就已經被認爲是難以承受的巨大失利，蔣益澧傷亡更重，參謀們認爲，此時攻打廣西，蔣益澧很有可能放棄，等於將廣西拱手相讓。
文官最後也開始主張進攻廣西，儘管北上福健造成的聲勢更大，更有政治意義，可是兩廣一體，廣西雖然比不上福健富庶，但這裏地利上跟廣東相連，都是嶺南區域，廣西不安定廣東也很難獨善其身，比如天地會起義，廣東起義軍跑到廣西區，廣西起義軍滲透到廣東來都是很常見的情況，這兩地在地利上根本就是一個板塊，廣西可以看作是廣東的大後方，這個大後方不安定的情況下貿然北伐，就跟太平天國剛剛建都天京，就思路出擊一樣冒險。
但此時朱敬倫卻更傾向於北伐，不是他特立獨行，也不是他聽不見合理建議，而是他認爲，進攻福健的意義更大，消滅左宗棠集團比消滅蔣益澧這種軍閥勢力，更有現實的政治意義，另外還有配合太平軍，幫他們分擔壓力的考慮在裏面。
朱敬倫絕對不會因爲打了一兩個勝仗，挫敗了湘軍集團的一次攻勢，就洋洋自得的小看這個軍事集團，相反他依然將湘軍集團看作自己前進道路上的最大絆腳石，在有能力扳倒這個絆腳石之前，他需要太平天國幫他分擔壓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