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審定每一項改革措施。
陳芝廷根據門下省提出的各項建議，並在英國人赫德、法國人路易等一批服務於大明政府中的洋人做顧問的情況下，同時派出大量的改革委員會成員出訪歐美，參觀歐洲的制度，結合大明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出臺各種改革措施。
政府行政改革中，針對中國人的人情關係造成的特殊積弊，一方面嚴格約束官員的迎來送往風氣，要求官員不得大肆操辦各種壽宴甚至婚慶，打着一個極其正義的旗幟，那就是既然做官了，那就是以身許國，全身心的投入爲國奉獻中來，不得將私情帶入官場，也就是從約束官員的私人行動入手。
同時針對官員中的拉幫結派現象，官僚集團中的門閥情況，規定規避制原則。
規定在任何部門中，都不得出現主要領導人有親戚、同鄉關係，雖說傳統上有內舉不避親的傳說，確實存在一些一心爲公的人，將自己有能力的親人安放在合適的職務上取得成績的例子，也有趙奢這樣一心爲公，連自己兒子趙括都不加以提拔，反而告訴國王說他兒子不適合的例子，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心爲公，即便是一心爲公的人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被情感左右理智，孩子是自家的好，父親天生就覺得自己孩子棒，那麼不避親的話，沒準還會在爲國提拔人才的崇高道德感下提拔自己親屬的情況呢。
換句話說，即便內舉不避親真的能得到人才，可是跟造成舞弊的概率相比，也是得不償失的。
在掌握官員升遷任命的吏部，推行最嚴格的監督機制，任何官員的任命，都不得由一個人說了算，至少是三位同級別的官員同意，在提請上級官員批准。候選官員中，有自己親戚的，老鄉的，依然要規避。對每一個吏部提拔的官員，吏部要給予充分的理由，由三位官員聯名寫一份報告備案待查。
對官員考覈體制，建立嚴格的檔案，甚至參考軍隊的職務升遷條例，對每一個官員都建立類似的政績紀律。以此作爲吏部升遷、下放官員的主要依據。
爲防止吏部官員過於求穩，不敢給自己惹麻煩，而不願意破格錄用優秀人才，只會以吏部檔案爲根據，論資排輩的情況。制定特別人才聘用機制，特別人才不在吏部管轄範圍內，而是由各部門發起申請，就該部門的弱項，提出特別的用人需求。在社會上廣招賢能，甚至僱傭外籍人員。
爲了解決官員的怠政、懈政問題，清楚政府中總有一批官員混喫等死的現象，推行類似明代的考成法，要求各部門官職人員，每年底做來年施政計劃，計劃必須符合現實，但又必須實質性提高，來年以該計劃考覈每個人的任務完成度，這顯然是類似項目負責制的原則。
對於那些很難出政績的工作，則要求這些人員則以容錯率來衡量。比如會計，賬面上有多少錢，他才能統計多收錢，憑空變不出來錢，也就沒有政績。但他犯錯的代價很大，所以這類工作，只要不犯錯就可以算合格。但會計不出錯，這本是工作的基本要求，長久以後，這樣的部門容易變得論資排輩，讓能力超強的人無法得到破格提拔。
所以又在這種部門執行一些特別規定，比如三年中未犯錯的合格人員，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意願，調到更容易出成績，競爭性更強的崗位上。
採取了這些措施後，還擔心有些有能力的人過於求穩，不敢銳意進取，在政府中引入競爭性原則，對每一個政府職員，如果三年內都沒有得到升遷，要進行重新考覈，如果不是客觀原因造成的問題，比如其他人都很優秀，實在是沒有空缺的話，那麼對於這個人要降級，也就是說三年得不到升遷，就必修降級，連續兩次降級的人，則予以清退。
這樣通過制度，逼迫每一個人不但要兢兢業業做事，簡直是要讓每個人都要拼命進步，否則就要落後，中國的官場，別說開除了，就是降級都很難接受，是有隻能上不能下的潛規則的，一個人一旦降級，那是巨大的打擊，基本上可以說前途無望了。
政府革新的這些措施，是對這些年來弊政的總結，對中國的人情社會文化，十分有針對性。但又嚴格遵循數字化和精細化管理的原則，在這方面，赫德等洋人顧問認爲，大明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規定都要詳細和嚴格。
但誰叫大明是一個人情關係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要複雜的國家呢，所以就要比更重視個人的西方政府，採取更嚴格的監督措施纔行。
行政改革纔剛剛開始，要完成改革至少要兩三年時間，要收到效果恐怕得等更長時間，但另一項改革收效卻很快，那就是司法改革。
大明的改革始終以穩定爲基礎，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就是，大大保留了就有的法律制度，法律內容上幾乎沿用明清法律，只是在當時將一些不符合時代的刑罰手段取消了而已，比如最嚴重的無非是死刑，絕對沒有比死刑還嚴重的什麼千刀萬剮、五馬分屍之類的酷刑，也廢除了株連制度，採用一人做事一人當的原則，如果親朋好友有幫助作案的，則追究從犯的責任即可。
在法律程序上，則引入了英國普通法的程序，以任何人不經過審判不得定罪爲原則，其實就是承認任何人都有受司法保護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