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規的交鋒，當然還是外交官的活動，大明一開始就不認可日本人對琉球處置的照會，回覆日本的公函明確表態，不承認日本滅亡琉球國的做法，認定這是侵略，但一開始口氣還算溫和，勸說日本不要興無妄之兵，給天下蒼生帶來災禍。
日本人早就做好了不被認可的準備，但他們認爲無論如何他們吞併琉球，不至於引起外國的強烈干涉，唯一可能干涉他們的，就只有清政府，因爲他們分析認定，無論從利益方面考慮，還是從國家法方面考慮，就只有清政府是最有理由採取行動的。
他們並不擔心清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他們跟李鴻章等清朝大臣的溝通，已經摸清了清朝這些官老爺的態度，他們確信清廷不會爲了琉球跟日本開戰。至於大明，則是他們最爲擔心的，但是他們覺得大明沒有強行介入的絕對理由。
所以一開始日本的外交重點是清廷，可李鴻章等人儘管不打算跟日本動武，可絕對不願意接受自己的番邦被日本吞併，不是出於利益考慮，而是出於傳統的中國式道義考慮。
因爲是出於道義，所以清政府是沒有退路的，哪怕日本提出了分割琉球，跟滿清瓜分琉球國土，清廷也不能答應。
歷史上，日本人跟清廷最後的進展是，李鴻章願意接受日本佔有琉球北部，琉球南部則劃歸滿清，保留琉球中部琉球國最核心的領土，繼續讓琉球國王統治，李鴻章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存琉球社稷。
可即便是這樣的分割協議，最後滿清也沒有簽字，讓琉球問題成爲了一個懸案，即便到了二戰之後，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
李鴻章的拖延戰術，給了大明操作的時間，從琉球撤走僑民，建立了親明的琉球勢力，以這些勢力組建了琉球流亡政府，不承認日本滅亡琉球的行爲，然後將最有合法性的，琉球王的密使尚德宏拉攏了過來。
儘管後來發覺尚德宏這個人有些婦人之仁，成不了什麼大事，但是作爲一杆旗幟，還是很好用的。讓尚德宏給大明高級軍官文鳶授權，任命文鳶爲琉球國大將軍，統領琉球國大軍，當然這些大軍都是借來的大軍。
大明的強行介入行爲，讓日本產生了慌亂，他們對大明一次又一次誤判，第一次誤判是在臺灣問題上，臺灣在福健咫尺，他們侵臺前是考慮過大明的態度的，但是大明在越南問題上的忍讓，讓日本人以爲大明的外交政策比較剋制，所以才貿然入侵了臺灣。結果大明的態度十分強硬，派軍艦封鎖了海峽。
這一次，他們依然認爲大明干涉的機會不大，可大明好像對針對日本十分積極，這分明就是沒條件找條件也要上的節奏。
日本朝堂十分疑惑，他們認爲沒有得罪過大明，甚至在日本國內，對大明的觀感是相當好的，早在大明建立之後，日本就出現過這種聲音，認爲日本應該跟大明站在一起，支持大明北伐中原，光復漢人江山。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後，開始了明治維新，依然沒有跟大明敵對，是以對待列強的態度對待大明的，大明跟日本簽訂的條約，跟英法美俄等國跟日本簽訂的條約別無二致，什麼協定關稅、治外法權一個都不少。
可大明就是再次針對日本，如果第一次還可以說是因爲臺灣太靠近福健，之前一直都是福健的管轄地，大明早就有收回臺灣的打算，所以不能容許別國染指，那麼這一次到底是爲什麼。
日本朝堂一開始以爲，大明是因爲琉球太靠近臺灣，所以擔心日本佔據琉球之後，會對臺灣產生威脅，所以當跟日本談判不順之後，日本打算將琉球南部割讓給大明，換取大明承認日本吞併琉球北部。
他們認爲這樣以來，大明的臺灣就安全了，自然就不會在對日本抱有敵意。
但大明拒絕了這樣的分割協議，並且調門唱的很高，表示大明不能接受東亞友邦之國，互相之間的侵凌，善意的提醒日本政府，在邦交活動中，應該以睦鄰友好爲原則，東亞國家同文同種，理應互幫互助，互相提攜，而不應該自相殘殺。
日本發現大明的調門，倒是跟滿清有些想象。
日本其實也在打同文同種的牌，在滿清那邊打過，忽悠住了不少滿清高官，包括李鴻章這樣的老狐狸，歷史上李鴻章始終對日本即警惕，又抱有期望，總想拉住日本，作爲對抗西方的盟友，知道甲午夢碎才悔不當初。
就在日本侵臺問題發生的時候，被李鴻章派去臺灣的沈葆楨，在跟日本的西鄉從道談判的時候，還在用中
日本人很清楚東亞各國的這種同文同種的感情，因此他們在大明也打這張牌，可在大明就玩的不是很好，因爲大明跟日本一樣，日本以極其靈活的方式，迅速的轉變了外交思維，從東方式的宗藩體系轉變成了西方式的民族國家體系，而大明則是採用僱傭大量的顧問，早在十年前，就直接向各國派遣了外交人員，當時還不專業，通過在西方其他國家僱傭顧問，組建了外交官，並且每年都通過領事館向西方各國排除留學生，大明其實也已經確立了以利益爲根本的國與國之間的活動的現代外交概念。
如果只是以利益爲重的話，日本人依然很難理解大明的態度，顯然跟日本瓜分琉球，纔是大明最大的利益，大明什麼都不需要付出，只需要同意，只需要籤一個字，就能得到半個琉球，可他們竟然不同意。
這時候日本人直接的感覺是，大明是故意針對日本。
爲此日本朝野十分憤怒，日本文化來源於中國文化，但卻殘缺不全。他們極端強調一個“忠”字，極端的文化，往往沒有什麼是非觀，只要是盡忠的，那就是好的，比如英薩戰爭是因爲日本武士無端攻擊西方人，僅僅因爲洋人沒有給他們的大名讓路。
日本失敗後，沒人反思是不是他們做錯了，大名一封告示，說要給洋人抵命，那些武士不責怪主人沒種，反而踊躍報名要求爲主人切腹，因爲這是盡忠，所以這就是好的。
是非觀淡漠的日本人，覺得大明是在針對他們，根本就不考慮他們滅亡琉球是不是正義的，一羣覺得大明蔑視了皇國，羞辱了天皇的大臣，叫囂着要跟大明開戰。
日本幸運的是，在整個明治維新過程中，權力始終掌握在穩重的大臣手中，不穩重的比如西鄉隆盛這樣的維新元老，也不斷的被排擠出去，先有江藤新平，後有西鄉隆盛，紛紛因爲不理智的反叛，被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樣的穩重派鎮壓治罪。
鎮壓了武士叛亂之後，大久保利通也在第二年被刺殺，現在主持日本政務的，是日本歷史上，比較穩健的官僚伊藤博文，他的職務是內務卿。
現在儘管激進派叫喚的兇，大批失業武士不斷鼓動戰爭輿論，可伊藤博文清醒的認爲，此時不是跟大明開戰的時機，建議繼續以外交談判爲主。
伊藤博文拿出了理性的證據，提出四條理由：第一，日本國力遠遜大明，全國浮水收入不及大明廣東一地；第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債臺高築，若開戰，則須以現金向西洋各國購買軍械，日本無力作此無米之炊；第三，日本軍隊實力不夠，常備陸軍不過3.2萬人，海軍不足4000，軍艦多朽敗不堪行駛，而大明常備兵力30萬，軍艦以鐵甲艦爲主，軍事實力大明遠超日本；第四，日本國亂頻繁，江藤新平、西鄉隆盛先後帶領武士叛亂，民間的浪人四處流動，到處惹是生非，日本必須全力應對國內問題，根本無力對外開戰。
伊藤博文的話無法說服民衆，也無法說服激進的武士，但日本明治維新，本就不是一個多數人理解的運動，而是一個少數人推動的革新，伊藤博文得到了上層的支持，從天皇到大隈重信等去過西方的朝中精英，全都支持伊藤博文的以談判爲主的方式，必要的時候可以做一些讓步。
但這種必要的讓步，絕對不包括真的讓琉球復國。
大明的態度始終一致，那就是日本必須讓琉球復國。
因此談判陷入僵局。
1879年年底，大明遺憾的宣佈談判破裂，雙方無法在琉球問題上達成一致，大明不能接受東亞地區一個存續了五百年的合法的國家，隨意被另一個國家無端的滅亡，不能接受一個國家的國王，隨便被另一個國家抓捕到他國。
認爲這是對東亞地區數千年來的道義的破壞，因此大明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制止日本的這種錯誤，包括向琉球流亡政府借兵。
日本仍然抱有幻想，日本公使依然糾纏大明洋務司。
可大明則開始進行宣戰和最後通牒之前的最後的外交活動，那就是撤僑。
大明臨時徵用了100艘大明商船，在10艘大明軍艦的武裝護航下，緊急趕赴日本長崎、大阪和東京三個中國僑民和商人集中之地，在領事館的配合下，開始了撤僑行動。
此時日本人知道大明是真的不惜一戰，伊藤博文政府沒有退路了，要麼全部接受大明的要求，要麼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