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政府官員的政治抱負，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觀念，連普通老百姓都向往着國家能夠一統。
大明年輕一代身上出現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早就不再將旗人看作中國人，而是普遍將旗人當成了野蠻的征服者，這不是民族主義青年自己領悟出來的，而是受到了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中國的政治形態就不再是一個民族國家了，而是轉變成了帝國。
所謂帝國，跟普通人的認識有所區別，並不是侵略成性的那種意思，帝國的主要特徵是多元。
一個帝國形成的要素有三個，多於兩個的民族構成，龐大的領土和強大的世界影響力。
英國兼併印度之後，就改稱了大英帝國，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德意志帝國的民族主義向外擴張的一個心理動機就是希望能夠獲得跟世界帝國相匹配的影響力。
西方國家從西班牙開始，慢慢形成了民族國家，並且在拿破崙戰爭的打擊下，大大刺激了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之前的歐洲國家，只是封建君王的領土罷了。拿破崙之後，民族國家概念開始深入人心。開始強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之類的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之所以採用民族自決原則，讓大量的民族獨立建國，就是出於這種思想認識，大家普遍認爲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力擁有自己的國家。國家屬於民族，而不是民族屬於國家。
戰國時期，中國也是一個民族國家林立的時代，單一民族國家的凝聚力讓戰國時的中原國家物資調動能力極強，秦國、趙國和燕國等等國家，一個國家就能向草原民族擴張，向遊牧民族要土地，可到了漢代，變成一個帝國之後，凝聚力下降，調動資源的能力也下降了，曾經被秦國和趙國動輒斬殺數萬的匈奴，竟然能將劉邦帶領的數十萬漢軍精銳長期壓制。
歷史繞了一圈，民族國家的觀念，又從西方傳到了中國，至於西方的國家觀念，跟春秋戰國時候中原國家的民族國家觀念有什麼區別，誰也說不清楚，但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顯然不完全適合中國社會文化。
受西方影響的民族國家觀念，自然會出現要求驅逐韃虜的呼聲。可大明的民族主義中，又還夾雜着一些歷史的影響。
大明建國之後，大明境內的老百姓當然要重新轉變國家意識，有的成功的轉變成了大明國民，而有的固執的堅守滿清忠臣孝子的身份。等到了大明第二代，已經沒有了滿清記憶，並且在大明教育體系下培養出來的年輕人長大之後，就又是另一種觀感了，此時國家身份認同已經不再是問題，他們很自然就有自己是大明國人的意識。
但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往往都要追根溯源，大家都有向歷史找根的傾向。可一旦開始追溯歷史，就繞不過大明是從滿清中分割出來的國家這一事實，爲了給大明的獨立找到正義性，也給自己的身份找到正義性，當然就會出現否認滿清合法性的理論。
此時隨着日本的開國，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機會，明末大量流亡日本的明朝士大夫，將那個時代的大量筆記和著作帶到了日本，比如明季北略等記述當時歷史真相的書籍，還有一些記載滿清屠殺的筆記，比如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等，這些書籍在滿清一朝往往是禁書。
於是大家找到了自己的根，將自己的根跨過兩百多年時光的滿清統治期，與那個已經滅亡了的，跟大明同名的朝代聯繫在了一起。
他們開始從明末漢人士大夫的文字中得到心靈的呼應和傳承，同時歷史的責任感讓他們開始覺醒強烈的民族意識。
很多年輕的讀書人讀完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這類書籍之後，都會記述自己的心情，“讀此記畢，泣下數行”，許多情感豐富的年輕讀書人，讀完這些東西，真的是義憤填膺，真的是悲傷流涕。
很多人深刻的意識到，“原料漢人做了二百年的滿人奴隸，與元朝沒啥區別”，心中再也沒有了傳統老夫子堅持的那種“本朝有恩於百姓”的論調，傳統文人認爲清朝有恩與百姓的依據主要是滿清一統天下，還百姓一個太平，他們是不認可李自成、張獻忠這種反賊的，所以剿滅了反賊的滿清，一是給了百姓太平，二是給明朝報了仇，是有恩於百姓，有恩於中國的。
可傳統士大夫的觀念，在新一代民族主義讀書人這裏遇到了挑戰，他們告訴年輕人說清朝有恩於百姓，年輕人則拿出清朝屠殺來說事，認爲清朝跟文人普遍不認同的元朝一樣，都是刻薄寡恩，視漢人爲奴隸的國家。
受到西方人權觀念影響的最新派的人物，尤其排斥這種屠殺行爲，不但拿出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這樣的書籍說理，還考證了滿清沿海遷界時候屠殺的漢人，聲稱自古就無一個國家，會將本國百姓強行驅離故土，不從者誅
殺殆盡。
不管是因歷史激發而形成的民族主義，還是從西方吸收的民族國家意識，這兩種民族主意都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排滿，排滿的手段只有一個，那就是北伐。傳統文人只要是擺正了大明國民心態的，也都要求北伐，一統天下。
所以大明的北伐呼聲這些年始終很高，是一種朝野共識，一種各個階層的共識。
但就像赫德說的那樣，英國人不願意看到大明勢力進入長江，他們始終在上海保持軍事存在，與其說是阻擋俄國南下，不如說是防備大明北上。
可以說，一旦大明開始北伐，英國肯定會有所行動。但這不是大明始終沒有進行北伐的原因，因爲朱敬倫很清楚，英國人肯定阻止，但他們也肯定不會冒着開戰的風險，介入到大陸戰爭之中。他們的做法最多是給予滿清政府財政和軍事援助，海軍進行一定的威懾，最嚴重了不起封鎖大明海岸線。
普魯士統一德國這種近在咫尺的地緣變動英國都沒有干預，更何況遠在東方萬里之遙的中國。
所以大明，或者說朱敬倫的擔憂，另有其他原因。
擔心殺戮過重，民族元氣傷損太大是一個原因，地政緣治則是最大的原因。
大明建國十年，也就是1875年之前，是沒有能力一統全國的，沒有必備的人力儲備，沒有相應的外部條件，所以就沒有北伐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