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讓人說話總比不讓人說話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這些年朱敬倫通過巧妙的周旋，始終讓政府處在中立位置，並沒有成爲輿論批判的重點。
大明的輿論其實很有意思，最先開始辦報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們掌握了十多年的媒體話語權，後來傳統士大夫也開始介入創辦報紙，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間，新派對鄉村士大夫進行了密集的文化壟斷批判之後，士大夫階層開始主動辦報，跟新派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大論戰。
他們圍繞了大量思想和意識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論戰，主要集中在西化和變革上。
一批新派報紙已經開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報紙則強調中國道德文化的優越。
兩派誰也說不了誰，比較折衷的態度，還是滿清洋務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動傳統思想的內核，可以在技術方面進行引進。
就如沈葆楨說的：“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極力反對改變中國人的思想，你連中國人的性情都變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中國還是中國嗎。
在這些大論戰中，政府始終保持沉默，很好的將自己孤立於輿論的漩渦之外。
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聞管制很嚴格，但是私下的各種傳單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間從一開始就有一種的呼聲，民間有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這樣的大臣推動，民間各種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國進行立憲、制定議會的人物到處演講，很受日本學生的歡迎。
日本之所以從開國就出現了要求西化的聲音，一方面是因爲日本人對傳統文化的輕視，受到傳統束縛比較輕，所謂船小好調頭。另一方面，則是因爲明治維新一開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層精英，之後政治鬥爭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這些人進入民間之後，自然而然的成爲了反對力量的骨幹，西化不過是他們爭取政治權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沒有經歷過激烈的權力鬥爭，朱敬倫執政前廣東官場上掌握權力的，是一羣外地的文官，這些人在本地沒有形成錯綜複雜的地方勢力，無法擰成一股繩，鄉村士大夫階層雖然保守，但卻缺少高層精英作爲主心骨，因此反對力量始終是分散的，對政府形不成威脅。
沒等鄉村士大夫形成反對勢力，大明又已經培養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們與新派一起，開始在民間制衡反對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當程度上，其實還是藉助了傳統勢力對新派勢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權力，推行各種必要的改革。
因爲如果真的早早立憲、議會的話，這種權力分散，內部政治傾軋的模式，會讓改革變得遷延日久，甚至出現反覆。
藉助老派和新派之間的對立，讓他們在報紙上相互爭辯，釋放社會壓力，讓知識分子從中啓蒙，讓他們自己判斷好壞，政府則以中立的態度，進行了行政、司法、軍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終沒有遇到強力的阻礙。
但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煩。
因爲新舊兩派，在對美國戰爭這一點上，他們的態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對戰爭。
不是他們愛好和平，而是認爲這是一場非必要戰爭，美國侵犯華人的權益，大明也應該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發動戰爭。
這主要還是因爲幾年前剛打了一場短期內看不到實際利益的戰爭，將法國逐出越南，老百姓沒有看到半毛錢好處，期待的賠款也沒有一分，反而購買法國的殖民地還掏了一筆錢，爲了越南人傷亡幾十萬大明士兵，儘管贏得了道義上的榮耀，但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看重實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這場對美戰爭從一開始，就不受人歡迎，而且很快大明連對法戰爭中僅有的成果，馬達加斯加都還給了法國，更是讓人不滿。
其實輿論之所以如此不滿，最重要的還是因爲政府在戰爭問題上，始終忽視輿論的聲音，而輿論在戰爭問題上，卻出奇一致的統一，不管是老派還是新派，從來都認爲，大明戰爭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認爲統一民族是大
明最緊要的人物，老派認爲一統江山纔是改朝換代最大的宿命。
反而朱敬倫提出過通過和平談判統一國家的願望，還被一些大膽的報紙批評爲皇帝的一廂情願和婦人之仁。
他們拿德國和意大利統一的例子來說明，通過和平手段是不可能完成民族統一的，在現代社會，唯有通過戰爭，才能迫使那些僵死的腐朽政權交出權力。
老派也距離，古往今來，除了飄渺的三代之時，就沒聽聞有過和平禪讓的成例，即便有，那也是個別野心家的政治遊戲罷了，漢天子禪讓曹魏，不是曹家以兵向要挾豈能成功，趙匡胤逼迫柴家孤兒寡母禪讓，更是不知連詞，大明皇帝想讓滿人禪讓，不北伐，怎麼可能
他們都想要北伐，可朱敬倫擔心發生巨大的地政緣治崩潰危機，始終在等一個有巨大緩衝機會的時機，那就是等一場世界大戰，可知識分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染了民族主義的他們，就認定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將一個民族統一進一個國家，而不是四處征戰，搶奪殖民地或者爲了商業利益動用兵力。
在這種情況下，大明對美國戰爭，儘管進行了大量的名族主義引導，大家戰前普遍對美國沒有好感，但讓老百姓抵制美國貨可以，讓老百姓去打砸美國商人的洋行可以，讓老百姓支持對美國戰爭，老百姓覺得不可以。
隨着戰爭的進行，反戰的輿論就越強烈，已經習慣敢說話的大明報紙，什麼話都敢說，他們甚至認爲這場不和民心的戰爭，就是因爲權力過於集中於政府，新派大肆呼籲要建立議會制，廣泛徵集民意，讓議會對政府行爲進行監督。
這種立憲議會的民主聲音終於在大明形成了氣候，老派第一次沒有站出來反對，保持了集體性的沉默，讓政府再也不能孤立於輿論漩渦之外，必須直面輿論的壓力了。
輿論除了這種聲音之外，還要求政府立刻結束戰爭，制定統一國家的時間表，哪怕是談判統一，也應該跟清政府談判，而不是一再的拖延。
由於民間輿論的反對，政府招兵工作都很難進行，因爲報名參軍的人太少了。整整一年時間，招募的士兵竟然不足二十萬，這對於龐大的大明人口基數來說，招兵顯然是失敗的。
如果此時推動徵兵制改革，強徵兵員的話，不止朱敬倫擔心了，整個文官政府都擔心會造成社會動亂。
而且朱敬倫還發現，發動了這場戰爭之後，他一向不錯的威望也受到了影響，少量敢於批評皇權的報紙第一次沒有得到守舊派的集體圍剿，這讓他個人感到失落的同時，也開始擔心皇權對這個國家的平衡作用，一旦皇權無法在變革時期成爲沉甸甸的承諾維持平衡，那就有可能造成社會的總崩潰，比如俄羅斯帝國那樣的命運，朱敬倫並不擔心他個人的命運，他擔心的是整個國家的混亂，會讓國家失去世界大戰這種改變世界大格局的機會。
但這場戰爭是一定要進行下去的，削弱美國才能在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中，謀求更大的利益，這是最大也是唯一的潛在競爭對手，不稱現在他還沒有羽翼豐滿就扼殺他，等他徹底成長起來，大明就攔不住了。
但國內招不來兵的情況，讓朱敬倫頭痛了很久。
“去北方招兵。我們是一個民族，將來也是一個國家，爲什麼不能組建一支軍隊呢”
朱敬倫突然思維開放，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去北方招兵，去滿清的統治區招兵，這會造成什麼政治後果，政府無法預計，如果因此而讓滿清跟大明開戰，政府其實並不怕，正好趁機滅了滿清，其實民間的輿論，也是政府官員的心聲，統一天下，對文官的影響，比民間的士大夫更強烈，民間不過是感情問題，對他們則是實實在在的功業。
哪怕從私心來講，統一天下之後，武將拿功勳，文官得官位，一個統一的中國，高級職位顯然比現在多的多。
“不僅要去北方招兵，還可以從殖民地招兵，從南洋地區招兵，從美洲招兵。這次戰爭是爲了保護海外國人的利益，相信海外國人會更加支持一些，也應該更加支持一些。”
朱敬倫繼續建議道。
只是有人有些擔心：“陛下，那阿拉斯加也要招兵嗎”
已經很少對政治發表直接態度的方山憂心忡忡的問道，他之所以會如此憂心，是因爲他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內情，一旦阿拉斯加動盪太大，很有可能讓哪裏崩潰，因爲哪裏有一個盤踞了很多年的野心家，朱敬倫的老丈人張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