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倫記得有人說，所謂高福利的負效應，其實東亞國家最低。因爲他們研究發現，新加坡提高了社會福利，新加坡人沒有變懶，日本人提高了社會福利，日本人也沒有變懶，韓國人如此，臺灣人也是如此。
西方學者通過研究一些非洲國家，東南亞的熱帶國家後發現。有的外資公司，爲了讓當地人增加工作時間，提高了小時工資收入，但得到的結果讓人不可思議，因爲當地人不是增加了工作時間來掙更多的錢，而是減少了工作時間，他們掙夠了生活費之後，就不在工作了，小時工資提升，讓他們可以用更少的時間賺到更多的工作。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歐洲國家中，西班牙、法國等天主教國家的工人，都是傾向於縮減工作時間，而不是增加工作收入。
西方學者從宗教文化上論證這種現象，他們認爲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追求的價值觀不一樣，天主教追求的是閒暇最大化，新教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
跟東方國家進行對比後他們發現，東亞國家在這方面，表現的最好。不管是韓國也好，日本也好，新加坡也好，都出現了一種現象。那些明顯退休後可以享受豐厚退休金的老人，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很多人都不去過閒暇時光，而是通過返聘等形勢，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一邊拿着返聘工資，一邊拿着退休金，他們追求的，是極端的利益最大化。至於休息，很多人都說死了有休息的時候。
東亞的特殊文化，並不是以享樂爲主，所以這一地區的儲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在房地產發展成爲產業之前，很少有家庭會負債，有閒錢都存着，也不去追求過分的享受。即便存夠了自己一輩子的花銷，依然存着，給子孫存，給後代存。
這種帶有工作狂性質的文化，當然跟西方不一樣，掌握話語權的新教國家，看不慣那些有錢就花的天主教國家，也看不慣有錢就存的中國人。所以他們一邊批判天主教徒沒有節儉意識，一邊罵中國人是工作機器。
撇開這些世界觀爭執，東亞文化是最適合搞福利的文化。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日本有學者提出一個觀點，他們認爲，在西方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東亞地區在進行一種叫做“勤業革命”的社會調整。在人口和資源極不對等的情況下，東亞國家不是像西方那樣向外擴張，而是深挖內部潛力，將勞動力極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國內資源開發中。也就是將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投入到土地上，讓單位土地增加更大的產出，從而養活西方不可能養活的人口基數。
在這種現實壓力下，東亞文化中開始誕生各種強調勤奮的文化，將“勤勞”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可是道德是譴責這種行爲的，你一個年輕人不去工作，整天賴在家裏，即便你父母養得起，但也會被人說閒話，當所有人都在說你懶得時候，年輕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
這種文化給了朱敬倫堅定的信心，讓他決定推動社會財富再分配，至於高福利後的負效應問題，他決定參考北歐的解決方法。
大概在1970年代以後，喫光了二戰戰爭財福利的瑞典等國的高福利政策開始難以爲繼，因爲太多人開始不願意工作，工人黨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結果導致政府債務激增，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當多的收入，甚至請病假比工作的收入還高的時候，新教文化也不好使。
同樣，中國人即便再追求勤勞，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時候，也就沒人工作了，他們喜歡儲蓄是因爲對未來充滿不確定，一旦國家能保障他們的未來，勤文化也就沒有了。
當福利國家的福利太過優渥，失業補助接近正常薪水，稅收又太高，努力賺的錢都成了稅金，誰還會去工作。沒有人工作，沒有人賺錢繳稅，又如何維持福利。
北歐的辦法是通過教育，不是教育民衆努力工作的道德觀，而是通過各種特殊的職業教育，讓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樂，人是需要工作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大多數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反而會感到不自在。大家不喜歡工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沒有樂趣可言，尤其是工業時代，要求人跟機器一樣工作，更是泯滅人的天性。
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的技能，如果不喜歡還可以繼續其他職業培訓，直到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通過這種辦法，用了一代人時間，北歐扭轉了這種情況，他們的女性工作比例都達到了八成之多，比絕大多數國家都高。
這種情況後來也遇到了挑戰，那就是大量移民涌入之後，當移民發現他們不用努力工作融入北歐社會，只要拿北歐的社會福利就能過活，這就變成用北歐人的稅金養外國移民，而這些沒有工作、時間很多、文化不通的移民選擇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補助越高，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這是另一種情況了。
朱敬倫考慮的是，北歐遇到的問題，是有他們自己的偏激引起的問題，比如工人黨執政的北歐國家，過於強調工人的利益，最後造成了低效率。這種問題，在現在的中國不存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根本沒有福利，工人一旦失業連基本保證都滿足不來，即便工作，生活過的也不富裕，這不是享受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所以朱敬倫建立福利制度的決心決不動搖。
可是當他將自己的態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員一說的時候，一片反對聲浪。
尚書令赫德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宰相，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而是他身份決定的，他是一個英國人，可因爲他是一個英國人，所以他信奉英國那一套自由經濟理論。
這已經是1901年代了，各種經濟學理論已經出現，老馬的資本論都發行幾十年了。
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經濟力量的技術官僚集體反對，認爲朱敬倫所認爲的，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國，在中國很難實行下去，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只會養一大羣懶漢，而且他們天然認爲，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自然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
朱敬倫跟他進行激烈的討論，告訴大家說，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不是德國的目的，不是俾斯麥說的，“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統治”，真正的目的是富民，讓人人富足。
可依然很難說服官員們。他們私下裏說，這是皇帝做了一個美夢，卻想拿來治國。
朱敬倫感嘆，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變了，他突然有些懷念當年那羣迂腐的士大夫組成的政府，他們迂腐，但他們有民本主義精神，哪怕不做，他們也會感嘆民窮民弱。現在倒好，這些官員對窮人沒有一絲憐憫，認爲人窮是因爲懶惰，是因爲天生蠢笨，活該受窮。
他們的思想不是傳統的“民爲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不能怪他們，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這是世界流行觀念。對抗這種觀念的，恰恰是從工人文化中誕生的社會思潮。有的國家，兩種觀念都走向極端，最後爆發革命，有的國家，兩種觀念進行了妥協，最後進入福利社會。
革命始終是成本最高的變革方式，能避免的情況下，朱敬倫絕對不想看到。
現在這種跡象的苗頭已經產生了，日本1880年代開始出現工人擺工等運動，中國在90年代也開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組織已經出現，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想，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
這些組織，並不僅僅是窮苦工人自發建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數組織，其實是生活比較富足的精英參與建立的。最早的一批工會，是工廠中一些來自西方的技術專家，以及從西方留學回來的技術骨幹建立的。
這些精英建立的組織，大多數也並不打算革命，他們只是想通過談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條件。
一旦這些理性的組織的目的不被滿足，那些極端的組織就會站出來，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組織也開始走向極端。
朱敬倫赫然發現，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識精英，還是傳統士大夫，他們的思想竟然殊途同歸。
或者真的是胡適所說的，在一切人類美好道德層面上，各國傳統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禮儀文化，並不是中國人獨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倫發現，靠說服已經很難讓目前這些技術派官員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即便強行通過一些政策，沒有他們的主動支持，最後也很難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後，他決定將陳芝廷請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