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卿。龍頭閣小學操場。寒冬臘月喫西瓜。僱工七個。紅帽子。
這寫的是什麼意思龍頭閣小學在哪裏
進了會議室，市委書記項安良在講話，他聲音不大，但鏗鏘有力。
我把筆記本放在趙初唐桌前，市長關思勤回頭看了我一眼。
回頭找位置坐，看到劉安邦翹着二郎腿喝着茶，手裏的筆掉在地上，他也不忙着撿。
組織部副部長王英衝我微笑着，她從後面給我拿了把摺疊椅。我坐了過去，翻開筆記本。
王英看了一眼我的筆記本，打了一個哈欠，拿筆尖戳了戳前額的頭髮。
趙初唐嘩啦啦翻着筆記本，“我說兩句。”
“好，趙書記你請講。”項安良說。
趙初唐一隻手輕拍了一下桌面，“我們不妨把眼光放遠一點，放多遠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說一個真事，五一年鎮反運動鬥地主的事，當時有個地主叫查樞卿，有關人員召開了“鬥地主”大會，讓村裏人控訴查樞卿的罪行，但在村民眼裏，查樞卿積德行善，年年資助窮困孤寡，所以沒有一人願意站出來控訴他。有一個鄰村的人出來揭發，說他家裏藏有一支手槍。”
趙初唐喝了一口茶，繼續說道，“大家想想，在那個剛剛結束了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大家族裏有一支手槍防身，是很正常的，但這支手槍，就成了“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證物，有了一個人的控訴，批鬥現場就像被感染了一樣，又一位村民上主席臺，揭發查樞卿，說解放後親眼看見查樞卿在茶館裏喝茶，他發現查樞卿拿着一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這不是反ge命嗎”
“被槍斃了吧”關思勤問。
“就因爲這兩個罪名，查樞卿被槍斃了，還是立即執行的。”趙初唐說。“查樞卿被槍斃的時候，不給換衣服，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扔上囚車直接開往刑場，刑場的位置，就在龍頭閣小學的操場，這個龍頭閣小學還是查樞卿捐資建造的。人被槍決後，才通知家人來收屍，家人連夜掩埋，不敢留有墳頭。”
“那個年頭槍斃了成千上萬個地主。”王英說道。
項安良擡起手來，“你說的是當時的土改，那時候政策是有選擇的，原則上只批鬥作惡多端的大地主，但執行層面上，掌握尺度不統一，對政策理解也是不統一的，當時對地主過分批鬥是存在的。”
“這過分批鬥冤死了不少的人啊。”市委副書記馮炳輝說道。
“在座的，有誰知道這個查樞卿是誰的父親”趙初唐說，“對了，關市長和馮書記是知道的還有誰知道誰知道可以舉手。”
會議室鴉雀無聲。
“我補充一下，查樞卿在八十年代給平反了，還是中央領導親自過問的。”關思勤說。
趙初唐擺了擺手，笑了笑，“不算是什麼親戚，是我小姨嫁到他們海寧查氏家族。”
會議室議論紛紛。有人說，兩年前金庸來過寧州，還和趙書記合影呢。
“大家安靜一下。”項安良說。“跑題了，跑題了。”
“項書記，我這可沒有跑題，你把私營企業老闆和過去的地主相提並論，那我就告訴你，地主可不是你想的那樣。”趙初唐說道。“在我們寧州市，私營企業提供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就業崗位，吸納百分之七十的農村勞動力，我們寧州來自民營企業的稅收有多少呢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以說沒有私營企業的發展，就沒有我們今天繁榮富裕的寧州，我們應該大力發展私營企業，而不是抑制私企發展。”
“私營企業當然很重要。”項安良說，“但有不少私企老闆違法亂紀，看一些人的發家史，劣跡斑斑，他們是有原罪的。”
“什麼是原罪”趙初唐說，“投機倒把罪是不是原罪”
“當然也是原罪了。”項安良說。
“好，我給你說什麼是投機倒把罪。”趙初唐說，“一個老奶奶病危，臨終前最後一個願望是想喫西瓜。寒冬臘月，上哪兒去找西瓜家人還真在市場上找到賣西瓜的，問大冬天這西瓜哪來的攤主說，這西瓜來自南方。這家人就高價買了這個西瓜。這種高價販賣外地產品的做法，在當時就是投機倒把罪。”
“你這是擡槓。”項安良說。
“我給你說這個原罪起初是怎麼來的1980年的時候，中央有文件明確規定個體戶不準僱工，後來放寬到允許七個僱工。有的人就突破了這個人數，因此這就是違法亂紀，但是私營企業要發展，就要突破這個禁區，這就是原罪的來由。”趙初唐接着說道。“當時，私營企業怎麼避開這個禁區呢就是戴紅帽子，什麼是戴紅帽子就是個體戶掛靠在國有和集體企業。這麼一來，個體戶所有的資產都是集體經濟名下的，你要是賺了錢，一個大隊幹部就可以把你的所有資產收走充公，然後再給你安個貪污盜竊集體財產的罪名。過去幹私營企業真的不容易，要冒着殺頭的危險，現在呢，有人居然還要再拿私營企業開刀。”趙初唐說完拍了一下桌子。“這不是開倒車嗎”
“趙書記，你別激動嗎”項安良說，“你是誤會了。”
趙初唐突然站起來，左右看了看，然後拿起茶杯和筆記本離開了會議室。
會議室一片寂靜。
項安良低頭看着手裏的茶杯，“散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