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王安石矯情，實在是對於京中的官場風氣頗爲看不下去。雖說這個時候，宋國的朝堂上賢能官吏很多，可王安石這人脾氣實在有些古怪，對於官員奢侈之風實在看不下去。
而且在京中壓制較多，許多事情都得不到施展。幾次下來後，王安石也算看明白了，趙禎只是個守成之君，自慶曆變法失敗後，這位帝王已不敢輕言變法了。
原本王安石在入京前以爲趙禎心意有變，因爲楊涵瑤的許多建議都被他採納，以爲這位帝王又將大刀闊斧行變法之事，這才欣然入京爲官。
可等他到了京城以後，卻發現趙禎還是那個趙禎，朝臣還是那些朝臣，對於他說得變法要大刀闊斧，要下猛藥的說辭都不以爲然。
失望之下，王安石又起了回地方做官的念頭。畢竟他在常州時，觀察到了許多事，跟楊涵瑤又多有交談，得到了不少的啓發，總結出了一套更爲完善的變法理念。
現在既然京城裏無法施展，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地方上，當個一把手，那麼許多事都可以去做了。
於是在多次上表後，終於被派到了江南東路去做刑獄。這在後世相當於一個省的政法委書記或者紀委書記了。在地方上那絕對是呼風喚雨的人物。
王安石心滿意足地走了，雖說是刑獄，可他相信他現在那套理論非常地不錯。只要和地方官員多溝通，把常州模式一一複製到一州一縣得話，江南東路必有很大的改觀。
不得不說王安石還是很有本事的。在嘉祐三年八月到任後，他與地方官員多有溝通，並把常州的所見所聞著寫成冊，發於大小官員，使得江南東路的民生，經濟大爲改變，到任兩年多，賦稅翻了好幾倍。
這使得王安石更加堅定了要變法的念頭。對於現在琢磨出的那套理論也越來越堅信。他覺得只要大宋每一縣都套用常州模式的話，那大宋必將開一代盛世局面，遠邁漢唐。
嘉祐四年，在楊涵瑤的介紹下，江南東路開始大力種植棉花。等到了嘉祐六年，棉花已成了江南東路重要的經濟作物。
除了棉花外，在去年的時候，楊涵瑤又送來了新的物種：花生。據說也是她那師尊從海外尋來的物種，可榨油，藥用價值也非常高，是一種不錯的經濟作物。
“經濟”這一詞是王安石在常州與楊涵瑤交談時聽到的最多的詞語。在王安石看來，所謂經濟其實就是民生，提高經濟等於改變民生。
王安石在這一方面，腦子很是靈活。一點也沒有古代士大夫的迂腐，一提到錢就一臉不屑。
王安石爲官起，就一直在地方上爲官。不管是做縣令，還是做知州，他總是喜歡在地方上到處轉悠，與社會底層老百姓的接觸非常多，是個標準的實幹家。
因此老王同志對於錢財的重要性那可是比誰都清楚。特別是在常州與楊涵瑤接觸後，看到常州商會一日日壯大，看到常州百姓生活的改變，以前一些模糊的地方終於變得清晰了起來。
想要改變民生，那首先得有錢。那錢從哪來呢在常州時，楊涵瑤曾給他畫過一副經濟循環圖，使得他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
這不就是人們常說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嗎提高經濟就是改變民生。怎麼改變民生呢首先得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也就是要讓他們賺更多的錢。
老百姓手裏有錢了，需求也會跟着多起來，那樣，商市也會跟着繁茂起來。商人賺到錢了，自然要上稅，賺得越多，稅就交得越多，國庫也就跟着豐盈了起來。
國朝有了錢，就可以修橋鋪路，加強邊防的建設。這等於又是將錢用到了老百姓身上。如此週而復始，錢還是那多錢，可當錢流通起來，流通到各個領域後，那麼強國富民則不遠矣。
錢財如水，只有流動起來，才能創造更大的價值；否則地話，只是死水一潭，時間久了，自然要生問題。
這是楊涵瑤的原話，王安石這幾年在江南東路實踐下來後，更是深以爲然。如今江南東路的老百姓日子不知比以前好了多少倍。
就連地方上的官員也是受
益頗多。原本還有些埋怨王安石的手伸得太長，只是礙於老王的官階比他們高，不敢說罷了。對於王安石的提議，大多是抱着虛與委蛇的態度。
意識到這點後，彷彿就在一夜之間，這些官吏就跟變了個人似得。收起了之前的散漫態度，變得積極了起來。
而且這些江南東路的官員們還發現了一個既可撈錢又不會觸犯律法，還能得到老百姓稱讚的法子。
那就是把自己存得錢也流動起來。以前他們也會搞些投資啥得，但回報實在是不大，哪有貪腐來得爽快
可做個貪官也不是那麼容易得，不僅風險大，而且腦細胞也要死掉不少。許多人也只是放在腦中想想，稍微弄點就行了。就這樣，晚上都睡不安生了呢特別是上頭若派來的官員素有清明的話，那就更不敢下手了。
現在好了，老王同志複製了常州模式，又有縣主的常州商會大力支持，使得他們可投資的方向變多了。要知道，嘉寧縣主那個人，要麼不出手，出手那準是大賺特賺得。
其他不說，光棉花與花生，他們就賺了不少。找個代理人來做此事，自己不用出面。更不用擔心銷路的問題，每到收穫季節，直接等着拿錢就行。
還有常州商會去年開始，入駐江南東路，開始開辦工廠，主要是做綢布，以銷海外。江南東路大部分地區原本就種了許多桑樹，在棉花和花生還未在此地種植時，養蠶的人家比比皆是，本就是出生生絲的地方。
現在商會入駐，與本地商戶合作，開辦工廠，廣收工人，大力生產綢緞，不僅桑農們得到了實惠，官府所收稅銀也將比往年更豐厚。
而工廠大力招工，也使得一些無田地的老百姓有了新的保障。豐厚的月俸，公平的制度，不僅僅是吸引了當地的百姓，更是吸引了不少周邊地區的百姓前來務工。
這些百姓有了錢以後，自然也是要消費得，這就使得整個江南東路地區的商貿變得異常繁華了起來。
而官府有了錢以後，又開始修築水泥路，全部按照常州的模式來。不少商戶踊躍捐款，而他們這些官老爺們需要做得事只是在各地樹碑立傳，把捐助人的名字刻上。
經濟的提升，民生的改變，不僅獲得了老百姓的讚譽，更是在吏部留下了色彩濃厚的一筆，成爲了日後一筆很大的政治資本。
不少官員都在感嘆：這兩年這官做得就跟在做夢一般。以前官府若要募捐，可是要被人罵得；現在倒好，告示一帖，全上趕着來送錢，還怕送少了。
前後兩種態度的巨大詫異，實在是讓這些官員們唏噓不已。原本還只是抱着投機的想法，在這種局面下，不少有心思的官員開始留心了。
他們常虛心地拿出老王同志寫的冊子出來研究。也不在官府衙門裏坐着了，時常都學着王安石那樣，出去與各個階層的百姓接觸，觀察他們生活的變化。
而常州商會辦得工廠更是成了他們考察中的重點目標，瞭解工廠運作的模式後，回來寫下自己的心得總結。這些舉動，使得這些江南東路的官員在日後的政場上都做出了不菲的成績，其中不乏名留青史者。
而這些江南東路的官員也成了日後王安石變法中的一股重要支持者。如今到江南東路的官場去走一走得話，會驚愕地發現，這些官吏坐在一起時，根本就不談什麼四書五經，道德文章了。
他們嘴裏說得最多得，也是這兩年來聽得最多的一個詞：經濟。如何提高自己所轄範圍內的經濟成爲了這些大人們的主要課題。甚至不少人都暗暗存下了比較的心思。
每三月就要碰頭一次，雖有相互交流心意的用意，可更多地卻是大家在攀比，比誰把經濟工作做得更好，誰治下的百姓生活更好
總之這些官員們都感覺自己好像找到了一把可快速升官的鑰匙般，積極性別提有多高了。對於王安石那更是佩服地不得了
至於那些迂腐之人，有甚可在意得他們已然和這些人不同了，他們做得纔是真正惠民之舉，而不是隻會吟詩作對的傻呆鵝其他人愛說啥說啥去，能升官纔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