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說不清楚最早提出“廢除死刑”的是誰、哪個國家了。美國人針對“廢死”也有很多討論，自由pai“廢死”，保守派反而是支持死刑的，在她一箇中國人來看很難理解爲什麼會廢除死刑，就像她不能理解爲什麼墮胎會是個法律問題乃至政治問題。
學習刑事訴訟法這門課的時候她就“廢死”這個問題在研討會上與教授和同學們有着激烈的討論,她從古代周朝周文王的“畫地爲牢”說到現代監獄，周文王之所以可以“畫地爲牢”約束犯罪嫌疑人，是因爲他有“算卦”的技能,這個“算卦”實際指代的是國家強制力量,大周朝的民衆明白無法逃脫法律的制裁，這才能遵守法紀，相應的罪行對應相應的懲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罪必懲”，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
對某些罪行加重懲罰主要目的是爲了“震赫”，對情節特別惡劣、影響特別重大的案件應該從嚴從快從重懲罰，舉例好萊塢重大案件“曼森家族殺人案”,該案的案犯仍然關押在美國監獄裏，包括被定性爲“邪||教”首領的查爾斯·曼森。
張文雅大力抨擊了美國司法系統花着上億美元養活重案犯的奇葩決策，衆所周知,監獄並不能讓壞人變好，而大概率會讓輕案犯學會更多的犯罪技能,不然爲什麼美國要把輕案犯、重案犯、經濟案犯等分別關押呢？而美國現在還有至少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年收入不過一萬多美元,掙扎在溫飽線下,如果這筆（用於犯罪分子的）錢用來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不是更有意義嗎？
美國同學無言以對。
但也並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蒼白無力的說，也要照顧到犯罪份子的人權。
張文雅嗤之以鼻：罪犯的人權需要照顧，誰來照顧受害者的人權？你們信奉上帝，上帝難道允許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犯下嚴重的罪行而不受到懲罰？夏娃只是吃了知善惡果就被逐出天堂，這個故事的含義難道不是“做錯事情就要受到懲罰”嗎？
華盛頓的社交活動多得不得了！
說客沒法贈送議員們禮物，便會邀請他們參加酒會宴會之類，華盛頓說客雲集，平均每天都有酒會宴會舞會。議員們白天上班，晚上參加社交活動，也是很忙的。
邀請約翰·肯尼思議員的請柬多如雪片，每週最少十幾張，肯尼思教未婚妻怎麼挑選請柬：請柬背後通常是說客代表的企業，有些企業他碰都不會碰，比如德州的石油企業；有些是槍支協會，這種一般他也不會去；各種其他邀請，紐約市和紐約州的一般不會拒絕；白宮邀請基本上必去；一些外交邀請，比如中國大使館的宴會一定會去，其他國家大使館的邀請看心情。
有些比較正式的宴會會註明可攜帶女伴，她想不想去都隨意。
也有很多給她的請柬，多數都是女性政治委員會的邀請，邀請她和未婚夫參加；還有不少各州行業協會的邀請，這些都在外地，她顯然去不了。
這些政治委員會的宴會她能去嗎？張文雅不是很懂，原則上來說她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什麼政治方面的活動家，爲什麼會邀請她？還是因爲小肯尼思吧。
“要看你跟對方關係如何。”肯尼思拿起這些請柬：都是全國性的女性政治委員會，國家婦女會、全國婦女政治核心小組、婦女競選基金、艾米莉名單、希望名單，還有張文雅自己的愛麗絲名單。這些政治委員會每年定期舉辦幾次大的社交宴會，同時也是籌款宴會。
張文雅不能捐款給這些委員會，但肯尼思可以，所以她們連同她的未婚夫一起邀請了，當然也有想見見肯尼思的意思在裏面。肯尼思在華盛頓參加的宴會不算多，平均下來一週不到一次，而國會的工作日一年是五個多月，一百五十天左右。
五個多月的工作日不算週末，一百五十天大概是三十週，週末議員們通常返回選區，肯尼思議員訂婚後每個週五下午就回了紐約，跑得特別快。這些邀請通常會避開週末，選在週一到週四的某一天。不過最近因爲華盛頓羣衆都知道張文雅到華盛頓來實習，於是週五的邀請暴增。
“有什麼麻煩嗎？”
“女人也不是很心齊，每一家pac都有自己的考量，而且各級議會的席位就那麼多，你想幫助安妮競選，可能就沒法幫助布蘭達競選，更別說還有坎迪和黛米，每次光是選擇人選都很讓人頭疼。”
肯尼思笑了，“對，是這樣。”政||黨內的選擇也是如此，議員席位緊張，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坑有好幾個人盯着，各種權衡利弊、利益交換在所難免。他自己沒有太大感觸，是因爲他剛接觸紐約的民主黨分部，他們馬上喜大普奔表示會爲他掃清一切障礙。
“看，她們把時間都精確的岔開了，看來我都得去。”
“我陪你去。”他主動自覺的說。
她笑嘻嘻的攬住他脖子，“辛苦你啦！”
用力在他臉龐響亮的親了一下。
週四，一大早起牀，洗漱過後下樓晨跑。
順便遛狗。
兩名女保鏢一前一後跟着他倆，接着是幾名狗仔隊追着跑，已經迅速成爲華盛頓街頭一景。
張文雅搞不懂晨跑有什麼好拍的，拍幾張還不就得了，居然也跟着跑上十公里，累不累呀。
跑完五公里，休息休息，喝水，然後繼續跑，基本是沿着河岸線跑，這一片屬於華盛頓的市區，治安還是很好的，反正不要跑去不太安全的區域就行。
張文雅也不是很懂，爲什麼一國首都還有貧民區，華盛頓肯定沒有北京市大，甚至沒有北京的一個區大，難道會比北京更難治理？
這個問題肯尼思也沒法回答，只能說大美利堅自有國情在吧。
回了公寓，洗澡換衣服，出門上班。
帕特里克案暫時可以放下了，張文雅今天才有時間去看第二個案件。
第二個案件也很有意思：保守州德克薩斯州一位孕婦因死胎進行引產手術，引產過程中，孕婦因麻醉劑過敏意外死亡，孕婦的丈夫因此將醫院和手術醫生、麻醉醫師告上法院；德州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調查了八個月，得出結論，醫院方面無責，手術醫生無責、麻醉醫師也無責；既然都無責，那麼丈夫的訴訟就輸了，他不服，因此將案件遞交到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又指派另外的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調查了六個月，認爲手術醫生無責，麻醉醫師和醫院要未能事先告知孕婦麻醉劑風險，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停職和罰款，以及給原告的補償金。
這次換做醫院不服判決，於是將案件遞交到最高法。
這個案件的關鍵在於麻醉醫師到底有沒有事先告知麻醉劑風險。孕婦本人已死，沒法查到；原告孕婦的丈夫是有可能撒謊麻醉醫師未告知的，那麼醫院方面是否有告知書的書面通知？兩份醫療事故鑑定書各執一詞，第一份沒有提及書面通知書，第二份說死者和原告都沒有簽署書面通知。
午餐是和書記員佩羅洛一起喫的，實習生們都去了，艾爾溫也去了。
事先說好aa，餐費十個人分擔，算起來要比一個人單獨喫划算一點。張文雅有錢，也不在乎一點餐費，其他實習生除了艾爾溫也都不差錢。
三名一年級實習生都是交費實習，張文雅和另一個女生達麗雅都是報到之前便交過費用了，只有艾爾溫申請了推遲交費。達倫說艾爾溫下班後要去打工才能賺到實習費，生活費不知道她怎麼解決的，她在法學院的學費靠獎學金支付。
從艾爾溫的衣着來看，確實經濟拮据。她只有不多的衣服可以替換，三條裙子來回換，今天週四，穿的是週一的印花長裙，週二穿的t恤牛仔褲，加一件薄外套，週三是一件牛仔布襯衫，牛仔褲；鞋子可能只有兩雙，都是很便宜的帆布鞋。
張文雅想不通她爲什麼會拮据如此。
不過說實話，法學院學生也沒有什麼賺錢的地方，能應付學業已經很了不起，她在三十名開外的法學院能申請到最高法，當然靠的不是拮据的經濟，靠的是自薦信，成績是第二學期開學纔出分，金斯伯格通過她的申請就只能看她的履歷和自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