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英國政府，他給北京的公使普魯斯寫了一封陳情，他告訴駐華公使，廣東地方的世紀情況，讓他不得不選擇站在取得廣東實際控制權的朱敬倫這邊，否則有可能損害英國在廣東的利益，如果他的行爲給英國政府帶來了任何麻煩的話他很抱歉，這屬於他的個人行爲，可以以此向清政府解釋。
同時還告訴了普魯斯，一旦整條珠江開放，那麼帶來的利益將是難以想象的，他認爲廣東的對外貿易至少能提升一倍，達到四千萬兩級別的貿易額，在美國南北戰爭之際，擁有這樣的貿易額，即便是當成一個國家，廣東也將是英國的第一大貿易國。
早在美國戰爭之前，1860年，英國最重要的工業品棉布，出口額增長到了4800萬英鎊，其中印度佔了一大半，可是對中國、日本和爪哇等地的輸出也很重要，這三地加起來，超過英國對歐洲大陸輸出額的60。
隨着歐洲工業革命的興起，歐洲國家或者以高關稅保護，或者是更先進的技術衝擊，大大影響了英國紡織品向歐洲大陸的出口，這導致英國的對外貿易越來越依靠美國和印度，但是隨着中國市場的開放，英國向中國出口的規模越來越大，1860年之後，更是大大增加，上海港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前的1855到1856年一年，進口的外國船隻共489艘，總噸數15587噸，貨物總值6492299兩。戰爭結束後的一年，進口船隻激增爲1806艘，總噸數爲419659噸，貨值達33702614兩。
赫德對比歷史數據，認爲廣州歷史上貿易量規模巨大，絕對不會比上海差，只是因爲一時的戰爭，導致了貿易萎縮，他認爲一旦珠江開放，廣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追上上海的貿易額，屆時，廣東市場將有可能堪比印度市場帶給英國的利益。
赫德在用各種方法遊說着他的國家支持他在珠江的行動，而他在珠江的行動，則是朱敬倫支持的，英國支持他，就等於間接支持了朱敬倫，這種外交之間的連帶作用，就是朱敬倫讓赫德立刻開港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知道清廷要安撫他，所以他要赫德立刻去開港，拿着他的命令去開港，一方面讓英國默認他成了廣東的主人這件事，另一方面讓廣東地方看看，他朱敬倫擅自跟洋人勾結開港，而後朝廷不但拿他沒辦法，還得給他加官進爵，那麼之後朝廷在廣東還有什麼威信可言，從此廣東地方官只能聽從朱敬倫的命令，違逆了朱敬倫，朱敬倫會收拾他們，甚至他們的朝廷也會收拾他們，而服從了朱敬倫，他們的朝廷卻無動於衷。
但事情絕對沒有那麼順利。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不是每個人都會將冷冰冰的利益計算擺在第一位，赫德確實按照朱敬倫的要求去做了，他派去了稅務司官員，接收東莞、香山等縣的老碼頭，租房子掛牌開設海關。
朱敬倫的命令也發到了各個縣，這幾個縣都有朱敬倫的軍隊駐守，主力核心是一百個精銳的火槍兵，外加招募來的一千鄉勇，這樣的武力，是這些縣無法對抗的。
無法對抗不意味着只能接受，他們還是可以消極對抗，外國人叫做杯葛，赫德的人一到各縣，這些縣令立馬就派人去聯絡鄉紳，鼓動他們對抗，鄉紳們一聽洋人要來，當即就不樂意了，就有附近的鄉紳組織鄉勇封堵，跟朱敬倫的士兵開始對峙，朱敬倫派人去依次勸說，組織鄉紳開會，告訴他們開港是爲了做生意，是爲了賺洋人的錢，高傲的鄉紳們表示，他們不需要賺洋人的錢，他們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他們不允許任何一個洋人到他們縣來。
朱敬倫又派人跟他們談判，最後達成協議，只要洋人不來，開不開埠他們根本不在乎，那麼好，朱敬倫表示，他就只派中國人來，一個洋人都不會讓他們靠岸。
事情這麼解決之後，縣令們還不甘心，從中他們還發現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找鄉紳們鋤頭真的很有用，就是蠻橫的朱敬倫也會顧忌。漸漸的他們開始串聯，已經不止是開埠各縣，廣州府幾乎所有的縣都有聯繫，帶頭的正是廣東首縣南海縣的縣令周士俊。
除了開埠六縣之外，朱敬倫也沒有閒着，早就派人在其他縣張貼告示，告訴各縣百姓，廣府絕對不允許任何洋人到他們的地方往來。
的盲目排外行爲，一切以軟化爭取爲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鄉紳們的底線，他們會始終保持中立，就好像當年清廷不減辨子，他們就不會起來抗爭一樣。
縣令們發現沒能鼓動百姓，看到一個個海關人員登上了各縣的碼頭，在附近租了房子，掛上了海關的牌子，公佈海關制度，派員向各個船隻收稅，朱敬倫的一切目的都達到了。
文官們發現，朱敬倫無法阻止朱敬倫無理的命令，頓時有些氣急敗壞，士大夫的脾氣來了，他們甩了袖子。
南海縣令周士俊脫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後讓衙役鳴鑼開道，徒步從縣衙走向城門，手裏拎着一個包袱，在熱鬧的人羣圍觀之下，走到了歸德門，讓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門洞，垂下來一條紅布，他打開包袱，將一個物件掛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塊血書白布，貼在百姓進出的城門旁，歷數了朱敬倫的罪證，好一篇檄文，將朱敬倫描繪成了萬惡不赦的亂臣賊子。
然後他穿着青衣布履，昂這套高的頭顱，走出了城門，在門外上了一輛老僕準備好的牛車，出歸德門走進了小市街上的人羣之中，慢慢消失不見了。
“掛印了”
所有縣令的一舉一動都在朱敬倫的監控之中，周士俊的舉動，第一時間就被彙報給了朱敬倫，朱敬倫不由感覺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門洞中懸了他的大印，懸掛大印就意味着棄官，意味着對上級的不滿，意味着反抗。
劉備掛過印，痛打了上級派來的督郵一頓之後，掛印棄官，現在周士俊也掛印棄官，但總感覺有些不倫不類。
“還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來反抗，又要表現自己的凜然正義，除了在鬧市掛印之外，沒什麼好辦法，還是那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說起來好聽，不就是盛世出來錦上添花，亂世趕緊明哲保身嗎，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觀念，根本就沒有在大夏將傾時候出來力挽狂瀾的勇氣和魄力。
歷史上無數文人，在亂世來臨的時候，躲入深山，自誇隱士，國家安定之後，然後又被當政者請出來粉飾太平，所謂鄉野遺賢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倫看來，周士俊這些文官的掛印，更像是被慣壞了的少爺羔子，發脾氣賭氣什麼都不管了的一種表象，如果他們真的要爲他們的皇帝盡忠，那就該不顧一切想進任何辦法，跟朱敬倫鬥下去，陸秀夫、文天祥那種人，才堪當大丈夫。
但是朱敬倫相信，他們的這些舉動，後世一定會進入史書，歌頌他們的高風亮節，可事實上他們的做法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作爲士大夫階層，古代幾千年的社會精英，完全沒有擔當的行爲，卻會被一代又一代的史書誇讚，因爲史書就是他們編寫的。
他們不肯合作，選擇掛印，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他們的史書會誇讚他們做的很風雅，卻不會說他們棄官等於拱手將權力交了出來，他們的史書認爲他們不畏懼強權，事實上只是強權不跟他們一般見識，換一個殘暴的軍閥，這種消極對抗的行爲，完全可以砍了他們的頭。
他們不敢動刀子，說成是文雅，他們不負責人，說成了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歷史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影響了所有人的世界觀，周士俊已經是不錯的官吏了，但依然這樣，可想而知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已經墮落到了何種地步。
周士俊掛印之後，第二天，朱敬倫就收到了其他情報。
廣州十四縣文官，集體在一天之內，鬧市掛印，棄官而去，引起轟動。
看到方山擔憂的樣子，朱敬倫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掛印而已，如果他們有種，全都吊死在縣衙的門前，那倒是能給我惹點麻煩，現在嗎，屁事沒有。”
然後又道：“寫任命書，找當地最有錢的富商，讓他們出來當縣令。”
方山皺眉：“商賈”
朱敬倫點頭：“是啊，該讓他們站在前頭了。”
十四縣商人當官，前所未有的情況，第一次讓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風口浪尖，他們第一次集體擁有權力，他們也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通告十四縣，免除來年地畝錢糧”
以商稅代農稅，這就是商人該擔負的責任，權力與責任永遠是分不開的，權責一體是社會的契約法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