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年發展，九龍港已經成爲東南地區當之無愧的第一大港口，由於良好的營商環境，讓九龍港甚至能夠依靠自己的經營滾動發展，不需要官府投入一分一毫。
九龍港也出現了幾年前赤灣港出現的情況，隨着資本的衝擊，附近農民終於開始賣地了，當然出於保守起見，大多數都是以出租的方式賣給九龍港，港口大量囤積土地，沿海一帶有發展潛力的土地基本上都進入了港口的儲備庫，目前港口掌握的土地面積達到了10萬畝，超過了上海的租界。
當然每年爲此付出的成本也極高，聰明的九龍地主和二地主們，在港口將租金提高了十倍左右，每年給予每畝地十兩銀子租金的情況下，他們沒理由不賣，而且還規定每三年雙方可以重新商定租金，更是打消了他們的後顧之憂，要知道上海那些土地可是永租，租金是固定的，洋人通過土地大量增值，每年給地主的租金只有1兩甚至更少。
十萬畝的儲備土地，讓港口每年要支付一百萬以上的租金，但這個支出現在完全負擔的起。
幾年前從香港洋行手來買來的土地、倉庫和碼頭，只用了兩年時間，就用租金、服務等費用從洋行手裏賺了回來。
作爲中國出南洋的必經之地，這裏的發展潛力實在是太好了。
甚至讓對面一水之隔的香港島到了瀕臨破產的境地。
羅便臣不可謂不努力，這兩年他興修了水塘，解決了香港的用水問題，還不斷的填海造地，擴展香港島的空間，但這一切都是徒勞，因爲成本太高了。
九龍港的競爭，讓香港的生意日益下降，九龍港興建之前，香港的轉口貿易規模巨大，每年鴉片進口2000萬兩，棉織品700萬兩，毛織品500萬兩，五金也有200萬兩，出口生絲1200萬兩，茶葉2900萬兩，棉花600萬兩，進出口總值高達8100萬兩，可現在已經下降到三分之一，勉強2700萬兩左右。
貿易萎縮導致依靠貿易的產業萎縮，產業的萎縮又導致稅收的下降，他們的稅收已經下降到了1847年時候的水平，不到3萬英鎊。而就在三年前，還高達7萬英鎊。香港興建的一大批公共工程卻需要不斷的投入，結果是羅便臣只能加稅，加水讓當地人不滿，尤其是當地的中國商人不滿，他們認爲香港是“無物不捐”，有的寧可拋棄在香港的產業，也要搬離這個地方。
結果人口從五年前的十萬人下降到現在的五萬人，人口的下降又加劇了那些惡果，導致土地資產貶值，港府更加沒錢，就越要加稅，勞動力成本上升，來往船舶更願意停泊九龍，進一步造成服務產業的萎縮。
當然也不僅是九龍港的競爭，歷史上，香港自從50年代就開始萎縮，主要原因其實是上海的崛起，但有一個產業拯救了香港，那就是苦力貿易。可這個時代，九龍港的強勢競爭，讓香港的情況更加惡化，光靠苦力貿易已經難以爲繼。
作爲一個自由貿易港口，當進出口貿易的萎縮，九龍港慢慢取代香港成爲轉口貿易的良港，連英國商人第一選擇都是在九龍港靠岸的時候，香港也就沒什麼前途了。
而下一步，朱敬倫還打算打擊他們現在的支柱產業，苦力貿易
當然，之前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國內的問題。
朱敬倫之所以悄悄登陸，沒有聲張，不讓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蹤，其實就是在擔心。
他祕密召見了九龍港稅務司，來自九龍張氏的張子良，一個相當年輕的稅務司官員。
九龍是一個轉口港也是一個這種港口的消息極爲靈通，張子良知道大多數大明國發生的情況。
局勢撲朔迷離，張子良自己也判斷不出來情況。
朱敬倫遇刺的消息，一個多月之前通過英國人的渠道傳到了中國，之所以能這麼快，因爲英國將電報線路擴張的很快，已經能從英國直接通過歐洲大陸直達意大利，然後消息通過陸路傳回了廣東。
這個速度要比海路快至少一個月時間。
朱敬倫已經很趕了，但還是快不過電報的速度。
廣東也有電報，以九龍爲中心
，前年就通到了廣州，去年通到了潮州，朱敬倫臨走之前正在修通往上海的電報線，是一條海底線纜。
跟其他大多數新式事務一樣，依然是由赫德主持的海關來管理，老實說赫德權力實在是太大了，比任何一個大明的官員都大，但問題是隻有他管理的部門有這些人才，而且電報目前的主要用戶也是海關和海關相關的商業。
讓其他部門來幹，甚至他們會有牴觸，廣州的電報線自從架起來後，就一直沒怎麼正常運行過，動不動就給人把線給剪斷了，爲此抓了無數人，但是屢抓不盡，老百姓就是反感一切外來事物，哪怕大部分人已經默認了這些變化，但總有一小撮頑固分子，抵死不接受。
就這還因爲廣州線是走的珠江河底，如果走路上架線，那簡直根本無法運轉。
因爲這條線路，海關才能成爲消息最爲靈通的部門。
朱敬倫讓張子良給赫德發報，讓赫德祕密前來九龍，他需要從赫德這個身在廣州的官員口中得知第一首資料。
另外還詢問了一下最近九龍發展的情況。
張子良表示發展的還不錯，棉花這幾年大量出口，很多都是從九龍轉口，廣東本地產的棉花從九龍轉口不奇怪，一些來自上海的棉花都從這裏出口，就讓他很有成就感了，因爲廣東的棉花產量，跟傳統的棉花產地，以上海爲中心的蘇松地區根本不能比。
這是美國人帶給中國的福利啊，不過這個福利的終結也讓造成了很大的痛楚，1866年，美國棉花恢復向世界供應後，直接造成了上海經濟的崩盤，11家外商銀行中6家倒閉，許多棉花商、地產商、建築商直接破產，有的甚至自殺。
最讓朱敬倫高興的是，很多來自江浙的商人，竟然從上海來九龍發展，相比上海寸土寸金的地價，九龍這裏的地價相對低廉的多，一畝地十兩的租金，對那些由於太平天國之亂避禍的富人來說不算什麼。
他們來了這裏之後，可不願意坐喫山空，很多投入了生意領域，上海的棉花出口之所以有一部分從九龍出口，就是這些上海來的商人帶來的渠道，他們把上海收購的棉花通過九龍的期貨市場賣掉。
太平天國之亂，讓很多江浙地主階級的心理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他們的傳統觀念崩潰，很多放棄了重農抑商的老思想，在失去土地之後，只能從事商業，而他們受到的良好教育，讓他們跟一般人的競爭中，有一些先天優勢，至少識字率很高，而且手裏有資本。
從上海遷移到九龍，很多人直接就是衝着商業機會來的，因此也帶來了上海的商業網，將兩地聯繫在一起，他們將廣東的物產不斷的往上海發運，最主要的就是糧食，他們大肆收購從越南還暹羅等地進口的廉價大米，發往人口越來越多的上海，利潤頗豐。
還有人模仿洋人，租借了小輪船，開通了上海到九龍的航線。
更有一些蘇松本地的小商人甚至只是普通的移民，他們帶來了蘇松一帶本就發達的棉紡織手工業，在九龍這裏租地興辦了一大批的棉紡織作坊，僱傭當地人或者來自江浙一帶的移民進行生產。
朱敬倫從天京救回來的一大批紡織女工就在這些作坊中工作，幫朱敬倫解決了相當大的麻煩。朱敬倫投桃報李，幾年前就頒佈的工業獎勵法對他們依然適用，對於願意組建西式工廠的資本家，可以給他們提供最多1萬兩的無息貸款，但要他們自籌至少三分之一的資本，這主要是出於風險考慮，以防有些人騙貸或者過於冒進。
這樣一股商業勢力的到來，大大加強了九龍和上海之間商業的互動，也是九龍之所以發展的越來越好的很大助力。當然九龍能發展起來，主要還是得益於地理位置，其次還是廣東本地的商業資本的推動，再次是洋人資本的推動，上海來的江浙資本只能佔到第三位，畢竟江浙資本主要還是在上海發展，被上海高昂成本逼到九龍來的，顯然不可能是大資本。
赫德三天之後趕到九龍，帶來了廣州政壇的第一手信息，情況並沒有最壞，但有些超出朱敬倫的預料，他沒想到自己的老丈人又跳了出來，而且跟侯進攪在了一起。
用赫德的話來說，倆人在圖謀政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