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用最快的速度，就利用他爹在赤灣村的工廠，馬上建設了一條硝化甘油生產線，一邊在大明境內尋找另一個必須的原料硅藻土，一邊從硅藻土資源豐富的德國大批量進口，終於趕在鐵路施工之前，建成了第一條達納火藥生產線。
最終在三年內，諾貝爾火藥應用到了大明的所有軍火之中。
這是後話了。
廣九鐵路的建設速度，最後讓英國人很驚訝。
68年年底的時候，中國工人用了半年時間，不但完成了路基的建設，而且鋪設完了多數枕木，英國生產的鐵軌和構件一到，他們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鋪軌，要知道這些工人絕大多數可都沒見過鐵路，真正有鐵路修建經驗的，是一大批從美國回來的包工頭，結果他們用時八個月就完成了平地施工和鋪軌的工作，比英國人預料的快了四個月，英國人認爲，這八個月時間中，至少有一個月，還得算作中國工人的學習時間。
隧道工程則在69年農曆新年前全部貫通，放了十五天的長假後，年後一個月，所有隧道的鋪軌工作完工。
最慢的還是橋樑，大批鋼鐵結構的橋樑，這就不是中國工人短期能夠學會的，爲了修建這些橋樑，僱傭了大量英國工程師不說，兵工廠出動了2000技術能力合格的工人配合，英國人負責設計和檢查，這些技術工人則負責關鍵工序的施工，以及指揮普通工人工作。
花費了大量的力氣，纔在69年5月完工，耗時11個月，距離朱敬倫要求的一年時間，已經接近了。
當然最大的問題，還不是技術問題，主要還是社會問題。
鐵路公司要在兩處墳地上動工，這完全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尤其是長着金髮碧眼，被中國鄉下老百姓稱作鬼夷的英國工程師進入農民的墳地，簡直要讓子孫們發瘋了。
這兩處墳地都是當地大家族的墓地，當時海關出多少錢，他們都不肯賣，主要原因不是他們保守的問題，別人能遷墳他們不是不能遷，主要問題是這兩處墳地的風水太好了，至少兩大家族是這麼認爲的，所以堅持不肯遷墳。
官府接受了他們不遷墳的態度，橋樑從他們墳地上通過去，但是橋樑可以飛過去，可施工不可能在空中施工，總是要在人家的墳地裏施工的，工程師是洋人，大家覺得鬼子進了祖墳，不知道出於什麼情緒，他們認爲這是巨大的羞辱，鼓動了上萬人圍攻施工隊，倒是沒打人，但是困了一整天才放人。
後來官府調查才知道，這兩家之所以認定他們家的祖墳風水絕佳，最大的原因，這兩家都出了官員了，他們的子弟通過科舉考入了大明官府，一個官至縣令，一個已經進入廣州府任職，前途光明。
他們都覺得是祖墳風水好，所以打死都不肯遷墳。
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問題就好辦了，找到兩個官員，讓他們回家去做工作。朱敬倫對老百姓諸多忍讓，對自己手下的官員，那還是不妨嚴格一些。
朱敬倫高度重視這件事，派出了手段向來詭詐的算命先生方山親自處理這件事，拉出兩個官員，就是方山出的策略。
兩家人在自己兒子的說服下，同意了施工，但是他們堅決不肯讓洋人在墳地裏施工，他們說萬一鬼子踩了誰家的墳頭，那可是萬年不得翻身的。
最後商議，英國人放棄兩處施工任務，但是提供幕後支持，由兵工廠的工程師跟隨他們，現在更困難的過河大橋上學習，等到熟悉了橋樑施工和建造的過程後，由兵工廠的工程師獨自施工，但是採用英國人設計的圖紙和設計方案。
這些年輕的兵工廠工程師指揮下，最終完成了兩座本來難度不大的陸地橋樑的修建。
可另一座橋樑，既不是穿過墳地，也不是穿過河流，就只是一片普通的菜地，九龍城南邊的十幾畝地而已，但主人不但不賣，還拒絕鐵路穿過，也是組織了上萬人阻擋。
這家同樣也有一個官員在官府中，而且還是一個高官，大明軍隊的年輕統領鄧世才，負責指揮一個軍的高級將領，跟九龍文家的文鳶、黃貝嶺張氏的張開山、以及沙井陳氏的陳濟世並列四大少壯派高級軍官，前途無量的人物。
可是鄧氏不但不肯賣地給官府，施工的時候，連施工人員都不允許踏入他們家的菜地。
因爲鄧氏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老頑固鄧文舉，這老傢伙這些年一直反對這個反對那個，尤其是看到九龍半島上個大家族一點點將自家的土地或者出賣，或者出租給了海關，而海關用這些土地建造建築，或者房屋或者倉庫，很多轉手租給了洋人。
鄧文舉反對的，就是洋人，跟洋沾上一點邊的東西，他都反對。
那年朱敬倫還只是新安縣令的時候，還沒有公開造反的時候，鄧文舉就號召人燒了怡和洋行等在九龍的倉庫，後來在朱敬倫用幾十萬兩銀子債務的壓迫下，鄧文舉不得不放棄了沿海沙田的一些地契，但是他始終對此耿耿於懷，終於在這次修鐵路問題上爆發了。
已經年邁，但越老越頑固的鄧文舉，已經是九龍，甚至整個新安頑固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不但反對官府的施政，連曾國藩這樣的大儒他都敢反對，哪怕曾國藩打着一村一孔廟的旗幟，鼓動了整個大明的儒士都熱血沸騰，鄧文舉依然反對，問題只有一個，他堅持認爲，孔廟學堂裏教授的數學簡直是對孔聖人的褻瀆，他家的家學這些年堅持不教數學幾何知識，哪怕爲此付出鄧家子弟從此沒人考中科舉，他都在所不惜。
已經將頑固發展到這種
地步，已經不單純是爲了利益而反對，而是義和團式的，把反洋當成信仰了，因此這篇菜地的問題，其實根本就是任何現實手段所解決不了的了。
其實鄧文舉這幾年的行爲，不但讓他自己痛苦，也讓整個鄧氏宗族痛苦，子弟沒有考中科舉的可能，這是每一個讀書家庭難以接受的，大批在九龍發展中變得殷實的鄧氏家庭，悄悄的給孩子請數學輔導老師，財力稍差的，則是通過關係，把孩子送到其他村子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