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統治了這個國家教育領域已經超過一千年，在漢代取得了絕對優勢，在宋代確立了統治地位。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絕對是一個歷史大事件，標誌着中國從此走入儒家時代。只不過之後的幾個朝代，最精英的人才，大多都不是出自儒家。
能夠想象的人才，三國時期的曹操等梟雄人物，哪一個都沒給人一個儒生的印象。
唐代的魏徵、長孫無忌這些文官，還真不能算成儒士，他們一個個都是能上馬砍人的。
直到宋代，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宋代時期，哪怕是主張變法的王安石等人，也個人一種書生的氣質。
這標誌着，到了宋代以儒家爲核心的士大夫文化，真正形成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儒學也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標誌就是誕生了孔孟之後儒家裏最厲害的牛人朱熹，他的出現，奠定了理學在儒家中的主流地位，用理學取代各種不同流派的儒家思想。
而朱熹本人也就成爲稱宗道子的人物，被尊稱爲朱子，理學被成爲朱子學。
當然宋明理學的發揚光大，並不是朱熹一個人的功勞，他只是將儒學推向了巔峯，真正讓儒學具有了統治力而已。之後哪怕宋朝滅亡，明朝復興之後，儒學依然能統治中國人的思想，不得不說朱熹的作用很大。
爲什麼儒家發展到宋明理學之後，會成爲如此強力的思想工具，而且儒學的統治力變得如此強大呢科舉是一方面，客家考四書五經確實賦予了儒家不一樣的地位，相當於讓儒家成了官學，好比某個宗教被立爲國教。
但這不是根本原因，應該說是因爲儒家的強勢地位，他才能成爲科舉的唯一內容，而不是因爲科舉才奠定儒家強盛，科舉只是加強和確立了這個地位而已。
真正讓儒家形成如此戰鬥力的理學爲什麼這麼厲害，後世批評理學的什麼封建迷信，什麼三綱五常等等就是他強大的原因。
這些綱紀倫常有些確實過於苛責，但就是這些東西奠定了儒家的地位。
有一個和尚叫做法顯，他是東晉時期人，比唐僧要早了好幾百年，他在東晉時期，就從西域到了天竺，比唐僧取經也早了幾百年。
但是法顯不是去取經書的，他取的是佛門的戒律。當時東晉時代，五胡十六國並立，是中國最混亂的時代，越是混亂的時代，宗教往往就越是興盛。可是當時的佛教十分混亂，各種流派並立，沒有一定的章法。
尤其是佛門弟子沒有規矩，喫酒喝肉，娶妻生子，放高利貸，什麼都幹，在官方的影響很壞。讓法顯覺得佛門如此下去，恐怕不會長久。所以他就想去天竺取經，除了取回來幾百萬字的經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取回了天竺的僧團戒律。
這些戒律，可不僅僅是不能喫肉這種大家喜聞樂見的戒律。他包含的是一整套佛家管理方式，小到受戒的儀式，大到天下各個寺廟如何管理。因爲這些戒律，纔將佛教統一成了一個整體，而不是一個個單個的，互不往來的寺廟，一個和尚拿一本度諜纔可以通行天下，到各個寺廟都能掛單生活。
朱熹對儒家的作用，其實就類似於佛家的法顯，他通過這些綱紀倫常，給儒家立了規矩，讓讀書人從此有了一個統一行爲方式，統一的思想理念，統一的世界觀和認知，儘管儒家沒能形成佛教那樣的宗教，但卻大大強化了這個思想流派的統一性。
比如在宋代之前，唐代皇帝就很篤信道教，孔子的地位根本不能跟老子相比。
朱熹他們通過綱紀統一了讀書人的思想，在讀書人口中稱作正人心，通過綱紀正了讀書人的心。
現在朱敬倫打算動一動這個東西，這真是一件很有難度，很需要勇氣的事情。
最困難的是，理學的根基，是在與統治着大明九成人口，以宗法制度維繫和保護起來的鄉村會中。
之前朱敬倫所有的改革，最深入也只到達了縣城一層，而且一開始只是從最容易的口岸地區入手，這種商業性質的區域，經歷力量起到的作用，比鄉村社會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往往侷限於經濟性質。
在中國，經濟往往是最好改的，因爲中國人非常實際。
但政治，就比較難改，最難改的則是基於思想的傳統習俗。
哪怕到了21世紀，中國人在思想上，依然保持了相當大的傳統，有好的傳統，比如講究孝道，非常重視家庭，那時候只有中國人能夠爲了養活妻兒，一年到頭在外工作。
也有不好的，那就是法制觀念淡薄，不善於利用法律維護權益，遇到不公的事情，不是尋求法律的支持，很多時候依然喜歡聚衆私鬥。出現醫療糾紛，找七大姑八大姨圍攻醫院，出現徵地糾紛，也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釘子戶。其實這些都可以用法律手段解決，但法律判決了，對他們不利的，他們也拒絕接受，依然是
七大姑八大姨上。這都是法制觀念淡薄的表現，當然另一方面則是司法機關本身做的也不好，沒有公信力。
朱敬倫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礙。從最早的開口岸，到最近的修鐵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況。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種手段柔性化解了，現在基本上做到了能開放的口岸都開放，珠江沿線每個縣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連廣西的梧州，也開放了貿易。鐵路也持續推進下去了。
但在教育問題上，跟傳統勢力的拉鋸，則依然處於相持階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倫還沒有公開造反，當時打算開科舉的時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規模的抵制，當時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聯，最後甚至集體向朱敬倫進行了一次請願。當時反對的是朱敬倫讓胥吏成爲正式官員身份，以及考試中加入數學內容。
除了這兩件事，已經很多年沒有老夫子集體請願了，顯然修鐵路等事情，在他們看來，還沒有搞教育這件事重要。
正是吸取了這個教訓，朱敬倫這幾年在教育上才格外的小心謹慎，始終避免跟保守勢力正面對抗，一方面依靠科舉來引導鄉村教育，一方面在墟市上大批投入建造新式學校。
美國教育家詹森倒是不着急，他反而對大明教育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肯定。肯定大明的教育，也是肯定他這些年的工作。詹森一直堅持教育，應該保持本國的傳統，在這一點上他倒是能容忍那些老夫子，可那些老夫子最不喜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