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上海很快就出現了一個以中小型輪船爲主的內河航運企業，過去以運輸不同貨物形成的各個船幫，什麼花衣幫、雜糧幫、廢鐵幫、木材幫、土產幫，劃分地盤形成的虹口幫和豐記碼頭幫、長樂幫、百官幫，等各個各自爲政的船幫組織，都被邀請加入這個航運公司，在上海資本實力最強的寧波商幫也邀請加入，採用股份制，過去一個個船幫，甚至一個個船戶，不但成爲了這個航運公司的員工，也多少分到了一些股份，成爲航運公司的股東，並且規定十年內不得變更股份。
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壟斷性的航運企業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似乎很容易接受這種新事物，接受過程沒有任何痛苦，排除了過去各自爲政狀態之後，由船幫首領、寧波買辦等組成的董事會成了最高管理者，一下子就改變了過去分別依附洋人輪船公司才能生存的窘境，反倒是讓洋人得依靠他們了，否則洋人的船就無法卸貨，也無法得到貨物供應，團結起來的上海本地航運力量，立刻就讓強弱之勢扭轉，此後執上海航運牛耳者非他們莫屬。
經過這種改組，中國資本才漸漸跟洋人的博弈中佔據了優勢，洋人航運業漸漸被取代，儘管沒有退出，但主要集中在遠洋航運上，至於內河航運，要麼關閉業務，要麼只能依附於中國航運資本苟延殘喘。
後來作爲被大明資本控制，反而飛黃騰達的怡和洋行背後的渣旬和麥迪遜家族認爲，在中國做生意能夠成功最大的奧妙，那就是一定要找一個強有力的本地合夥人，他們很幸運，能夠跟伍家這樣的巨頭合作，所以才能夠取得成功。
與大明如此頗費周折的才能在跟英國航運資本的競爭中取得優勢不同，日本人很輕易的就通過三菱公司將洋人航運擠出了日本，後世很多資料都充滿歌頌情調的描述，三菱通過政府的支持，很快擁有了37艘輪船，並將洋人勢力趕出了日本。
其實日本能夠驅逐洋人航運的最大原因，不是政府有多麼支持，不是三菱有多麼優秀，關鍵在於“37艘輪船”，他們只需要37艘輪船，就能把洋人擠出日本市場，這不是他們的經營技術有多高，實在是因爲日本市場太狹小了，而臨近就是廣大的中國市場，洋人根本就沒有興趣跟日本人在貧瘠的地方死磕。
強盜永遠不會爲了乞丐碗裏的餿飯動刀子，他們只會對富豪錢袋裏的金子玩命，所以後世有一種說法，是日本改革之所以成功，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太窮了，窮到洋人提不起興趣，所以給了他們悄悄發展的機會。
不得不說，日本身在中國的身邊真的很幸運，而中國與日本這個鄰居爲鄰真的很倒黴。
1877年，災荒最嚴重的一年終於過去了，日本這個鄰居這一年沒有那麼幸運，幾乎打了整整一年的仗，根據一條邪惡法則，鄰居的倒黴總是自家快樂的源泉，日本人打仗，卻沒有製造現代武器裝備的能力，根據就近的原則，大明是最佳武器提供商，因此這次戰爭中，政府和叛軍都裝備了大量的大明軍火，火力比歷史上強大很多，因爲歷史上他們還大量使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舊貨，大明卻能夠提供最新式的武器裝備，在誰不買誰落後的競爭關係下，雙方紛紛大規模採購大明軍火。
當然主要還是日本政府軍採購，叛軍財力有限，還受到國際公法的制約，基本上只能走私少部分。
在這個災難的年景，日本人用自己的血肉搏殺，倒是給受到航運業刺激而逆市增長的大明機械工業發展添磚加瓦，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由於大明政府主要精力都投入救災之中，日本只能算是一個插曲，只有洋務司稍微給予了一點關注，在明治政府成功平叛後，發去了祝賀之詞外，沒有任何軍事政治上的動作，明日關係還是比較良好的。
誰都不會想到，這種良好的關係，會在不久之後突然陷入戰爭的邊緣。
1877年，這個災荒最嚴重的一年過去了，隨着大明鐵路複線的鋪軌，斷斷續續通車的路段大大改善了災區的交通條件，鐵路除了運輸糧食之外，也可以少量的運輸一些其他物資了。
依靠大明救濟生活的災民數量突破到了四千萬，但在鐵路公司組織之下，災民們並不是完全吃閒飯，除了幫助鐵路公司施工之外，鐵路公司積極組織災民開展自救。
災區的百姓積極投身於手工業製造，製造的產品都用來跟大明商人換取物資。
後世的中國人很羨慕日本好德國的工匠精神，可是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其實中國纔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手工業第一大國，只有印度勉強能跟中國相比一二，西方最強大的羅馬帝國時期的奴隸手工業只能望其項背。
歷史上的丁戌奇荒對中國打擊最大的，其實就是手工業，根據海關災前災後的統計，災前雖然要爲鴉片支付大量的金銀，但大體上中國地區的出口還是少量順差，彌補出口的，正是龐大的手工業。
鐵路公司救濟站給災民們帶去了糧食，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鐵路公司分發的糧食只能維持每天兩碗稀粥，餓不死而已，想喫飽飯要麼給鐵路公司幹活，要麼就得用其他方法彌補。
更何況，不止糧食是必須物資，穿衣也是剛需，沒有保暖的衣物，很多人都無法挺過冬天，就算擠在鐵路公司修建的茅草屋裏的破被子中硬挺，可是他們還得喫鹽啊。
事實上，即便是災民，大家的需求也相當旺盛，儘管只是一些針頭線腦的需求，可五千萬人加起來，那也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於是沿着鐵路線，原本在水邊、要道等處設置的救濟站，竟然因爲人多，變成了一個個集市。
災民中頭腦靈活的人，竟然還做起了小生意。他們從那些有手藝的災民手裏，買來各種手工藝品，轉手銷售給來這裏貿易的大明商人，利潤頗豐。爲了把生意做大，有的人還借錢給災民工匠採購工具，和原料。甚至直接從大明商人手裏購買原料，交給災民加工，在收上來賣給大明商人，只給災民一點加工費。
儘管這種形勢的剝削是非常狠辣的，災民辛辛苦苦一天，很可能只能喫個半飽，但在剛剛從瀕死狀態中活過來的災民來說，對這種生活他們就很滿足了。
於是救濟站上出現了爲數不少的手工作坊，大明商人販賣來的大量棉紗，通過這些人的手變成了質地優良的土布，之後轉售大明市場，或者出口到東北地區。或則是用大明的生絲跟當地的土絲混紡生產綢緞。也有就地取材，用草莖編織各種草編工藝品出售的，至於草根那可是食物絕不浪費。
不但傳統工藝在救濟站出現，甚至還有創新，聰明的手工藝人們，將鐵路帶來的天南海北的原料，結合他們的手工藝，進行創新性的加工，比如他們能將北方的羊毛、當地的榨蠶灰絲，南方的生絲，江南的輯裏湖絲，各種鳥毛混紡出花色複雜顯眼的特殊紡織品，深受洋人的歡迎。
是因爲他們聰明嗎，是因爲他們勤勞嗎，當然是，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生存的壓力逼迫。
地球上，總是北方更發達，北方較冷的地區人越勤勞，越是靠近赤道，當地人就越懶，其實只是因爲生存壓力而已。
救濟站看到這種自發的情況後，很快就有人開始建議支持這種自救活動，給當地出現的家庭作坊提供貸款，讓他們能夠買來更好的，或者自制更好的工具，不久連僱傭人幫忙生產的作坊都出現了。
這種普遍發生的情況，甚至對歷史形成了影響，那就是災荒之後，這些沿着鐵路的救濟站並沒有關閉，而是變成了一個個市鎮，大量手工藝人定居下來，成爲了市民，沿着鐵路線出現了上百個新的小城鎮。
這都是後話了。
鐵路公司除了辦救濟站，施粥，分發糧食，鼓勵手工生產自救等方式之外，最大的救災方式是遷移過多的災民。
東北是接受災民最多的地方。
僅僅一年時間，五百萬人就輸送到了這裏。
清政府承受不了壓力，採取了主動出擊的辦法，在黑龍江、吉林都設置了府縣，調派年輕官員去哪裏進行管理。
別說，滿清政府的管理機構十分落後，但中國傳統的封建政府有一種優點，那就是對於編戶齊民，組織流民固定下來進行農業生產非常有經驗，因爲每一次動亂之後，他們都能練習一次，而中國歷史上的動亂何止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