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引起了一次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的危機不是首先從英國爆發，也不是從美國爆發，而是先從德國爆發，這本身就意味着德國已經站在了世界力量的制高點。
經濟危機當然嚴重，朱敬倫也給予了關注，指示政府儘快出臺各種保護措施。但他更關注的，還是政治的變化，在經濟危機的陰影下，沒人注意到一個老人悄悄離開了政治舞臺，德國首相俾斯麥，沒有贏得年輕的威廉二世皇帝的歡心，淒涼的離職了。
普法戰爭後的德國就如同脫繮野馬一樣，各種事業在歐洲都走在了前面，讓人刮目相看的同時，也成了世界的明星國家。
國家勢力的飛速提升，帶來了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同時也讓民族主義極度膨脹，這種沒有歷史底蘊的國家，往往容易陷入一種困境，那就是在順境下容易過度消沉，在順境下又容易過度狂熱，缺乏一種從容平和的氣度。
德國是這樣，日本也是這樣，不用拿德國的哲學和日本的文化說事，那個國家沒有文化，非洲黑人也照樣有自己的文化，這種積累不在於某些身處憂患之下哲學家的靈魂思考中，而在於成百上千年不斷延續的人文情懷上。
德國和日本相對於法國和中國，所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懷，所以他們陡然強盛，對他們來說未必是什麼好事，因爲他們的歷史經驗並沒有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一個強者，他們的歷史經驗只有身爲弱者苟延殘喘的經驗。
因此普法戰爭後的德國，在國家精神上始終都沒有找到正確的車道，一直在曠野中肆意狂奔，最後跌入深淵。二戰之後他們重新成爲了弱者，反倒是學會了如何跟世界相處。
強大起來的德國人，越來越覺得他們應該變得更偉大，越來越不耐煩老俾斯麥那種溫吞入水，慢條斯理的執政，他們越來越渴望殖民地，而他們渴望殖民地的理由卻十分可笑，他們只是單純的認爲，強國就必須有殖民地，只有擁有廣大的殖民地才能配得上他們的地位。
德國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特賴奇克大聲疾呼：沒有殖民地的德國“註定只能當二等強國”。赤道非洲探險家休貝施萊登從傳播德國文化的角度強調擴張殖民地的重要性：“德國人在數十年中有過許多發明和發現，但在很多人眼中它們卻成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產物，從而使德國人的威望和文化被湮沒了。”
顯然德國的國民根本就沒有方向，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剛剛統一起來的德國民族，顯然還沒有成熟。可怕的是，這種還沒成熟的民族，卻擁有者壯漢的力量，如果是朝鮮這種小國，哪怕再多的不合時宜的想法，比如做着一統華夏逐鹿中原的迷夢也不要緊，因爲他們手裏的水槍打不死人。可德國這個未成年人手裏拿着的，可是真槍實彈的克虜伯軍工。
俾斯麥推動了德意志的統一，然後繼續長期擔任這個集權制國家的首相，一方面讓德國政治政策沒有像總理一年一換甚至一年兩換的鄰居法國那樣多變，卻也讓德國政治變得有些沉悶。
俾斯麥本就是一個沉悶的人，他不喜歡說大話，他表示自己是用最柔和的聲音，推行最堅決的政策，所以他的政策即便再有效，可是缺乏一種激情，已經不再附和這個日益膨脹的國家中年輕人的胃口了。
俾斯麥推動德國統一，本就是溫和政策的典範，德國統一之後，各個邦國還是各個邦國，俾斯麥聲稱不會讓任何也德意志君主丟掉王冠。
這些邦國的君主確實沒有丟到王冠，但他們手裏的權力在之後二十年中，卻不斷的被俾斯麥的軟刀子割走，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開始出臺各種政策，統一的憲法、刑法、郵政制度、鐵路網絡，經濟法規，名義上是打造一個統一的市場，在這個統一的利益下，各大邦國不斷做出讓步，將權力不斷的交給帝國政府。
結果就是俾斯麥離任的時候，德意志帝國境內，除了巴伐利亞王國之外，各個邦國的軍隊都已經由帝國統一指揮了，採用統一的兵役制度。
可以說剛剛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就是一個鬆散的邦聯，而俾斯麥在他離任之前，將其真正變成了一個帝國。
而且還是一個高度凝聚的帝國，這一點上恐怕纔是俾斯麥最偉大的地
方，他將帝國境內不同信仰的人羣凝聚了起來，北方信仰新教的人民，和南方信仰天主教的人民，都通過統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團結在了一起，而在過去的幾個實際中，他們卻是爲了信仰廝殺最慘烈的民族。
俾斯麥不但緩和不同信仰族羣的矛盾，還緩和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矛盾，他反感工人運動，但不是通過鎮壓來使壓力越來越大，而是通過福利建設，讓工人得到保障，採用疏導的方式來化解社會矛盾。
俾斯麥最有成就的，還是他的外交政策，他通過各種同盟條約，外交條約，一來孤立了法國，更大意義上說，還維持了歐洲的平衡，讓歐洲勢力平衡中，突然冒出了一個強大德國後竟然沒有權力失衡，引發戰爭，這一點被後來的英國人所認可，他們表示說，如果不是有俾斯麥，第一次世界大戰絕對不會拖到1914年。而如果俾斯麥不死的話，也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
俾斯麥時期，先後跟奧匈帝國結盟，跟俄國結盟，組成三皇同盟，還跟意大利結盟，目的是孤立法國，而不是真的想要尋求盟友，所以即便在1875年危機的時候，俄國跟英國一起給德國施壓，俾斯麥依然跟俄國簽訂了再保險條約。跟意大利結盟的同時，卻還支持法國在突尼斯擴張，告訴法國儘管幹自己想幹的，而不用顧忌什麼意大利。他通過製造法國和意大利的矛盾，讓意大利更加依賴德國。
爲了不刺激英國，他壓制德國的擴張意願，儘量不向海外擴張，而且堅決不擴大德國海軍規模，以免給英國帶來壓力，極力保持傳統的英德友好關係。
但他的政策並沒有得到民衆的認同，民衆看到俾斯麥有條不紊的按照他的外交大綱一步步執行他自己的政策，完全不在乎民衆的呼聲，民衆看到俄國提高關稅打擊了德國出口，經濟界不願意在給俄國貸款，俾斯麥就動用財政幫助俄國人修建東方的鐵路。
民衆想要海外的殖民地，哪怕殖民地的收益完全趕不上投入，他們也要殖民地，因爲只有殖民地才能配得上德國的國際地位，才能彰顯德國在天空下的榮耀，可俾斯麥即不跟英國競爭，連跟法國競爭都不敢，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自己對法國的友好，但在民衆眼裏，德法友好個屁，歷史上就數法國人殺德國人最多，欺負德國人最狠。
因爲民衆不支持，年輕的德皇就不願意用俾斯麥了，或許是因爲他享受那種出臺民衆喜歡的政策，然後接受民衆歡呼的感覺，或許僅僅是他不想遮蔽在俾斯麥的光芒之下，只要俾斯麥做首相，世界就不會在乎德皇是誰，甚至連德皇是誰都不知道，世界只會知道俾斯麥，而不會知道他威廉二世。
俾斯麥的謝幕並不指的是他的離職，商鞅變法不會因爲商鞅而死終結，可俾斯麥還沒死，他的政策就開始終結了。
俾斯麥離任之後，德皇任命了新的首相卡普里維。
新上臺的卡普里維跟俾斯麥不同，他對德皇言聽計從，不能說完全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是在自己的意見跟皇帝向左的情況下，他沒有俾斯麥那種敢於對抗皇權的勇氣和性格。
俾斯麥連威望更高的德皇威廉一世都能壓制住，更不會在乎年輕的小皇帝的態度了，所以他離任大概早就註定。
於是卡普里維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線”的旗幟，在對外關係方面開始改變俾斯麥所制定的歐洲安全政策。
如果他們能建立一個更好的安全政策也就罷了，如果他們沒有更好的方案，就不應該輕易改動俾斯麥的既定路線，那樣至少能讓歐洲保持現狀。
但卡普里維只是覺得俾斯麥留下的同盟體系過於複雜，必須予以“清理”，就開始大刀闊斧的改變，顯然他根本就連俾斯麥政策的精髓都沒理解，就開始胡亂更改，如同一個孩童在大師的畫作上隨意塗鴉一樣，無知但絕對的大膽。
新政府首先在對英和對俄關係上進行了重新調整，由俾斯麥時期的聯俄政策轉變爲親英疏俄政策。
一箇中歐的戰略性力量德國，改變了他們對待世界性戰略力量英國，和東歐的戰略力量俄國的政策，勢必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地政緣治衝擊，而這股衝擊大明竟然也牽扯進來，因爲新政府上臺後，就停止了對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貸款。
而這條地緣性鐵路，則是大明和俄國關係之間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