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對俄國擴張十分警惕的英國成了日本可以依賴的外援，於是爲了掙脫俄國套在他們脖子上的套索，他們願意拴上英國送上來的狗鏈。
隨着日俄矛盾迅速升溫，英日關係迅速靠近，結盟倒還不至於。但是英國卻開始爲日本提供越來越多的財政支持，主要是幫助日本在倫敦發行大量低息外資，兵工廠幫助日本打造軍事裝備。
此時日本的經濟狀況，早就無力支撐他們的軍事擴張，如果沒有英國的幫助，別說海軍競賽這種燒錢的玩意，就是維持現在的海軍水平都做不到。
歷史只會記述日本打敗了滿清和俄國是多麼的輝煌，卻從未看到日本老百姓爲此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和犧牲。
整個明治維新期間，日本都面對着極爲不利的經濟狀況，國內市場狹小，資源貧乏，嚴重依賴國外市場和資源。
經過了極爲充分的西方式的商業改革之後，嚴重破壞了農村傳統社會的自我保護能力。導致農村的兼併現象嚴重，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地主、富農據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土地，多數零散小農，所有的土地還不到百分之五十，全日本農戶，半佃農佔百分之四十以上，純佃農亦佔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井等財團的銀行發展迅速，網絡迅速延伸到了農村社會，一方面是日本金融業的發展程度深，另一方面加劇了傳統經濟的崩潰速度，讓人震驚的事實是，日本農民普遍學會了從銀行貸款，因爲每當交稅的時候，不借款的情況下，日本農戶普遍無法完稅。而同時期，哪怕是滿清同樣困苦的農民，甚至都不知道銀行是何物。
在土地大批集中於大地主和資本家的同時，佃農的收穫，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得付給地主，地主兼爲商人、高利貸者、資本家，又用投機的方式來賺取農民的生產品。在地租和商業的雙重剝削之下，佔農戶27以上的佃農終年在生死線上掙扎，許多半自耕農也只能勉強維生。
農村被盤剝到了極致，根據數據對比，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田賦收入約爲3100萬兩，徵收實物漕糧約250萬石，合計田賦收入約爲3500萬兩，田賦稅率爲1.6。各級官吏實際徵收的田賦約爲統計數的2倍以上，因而實際徵收的田賦約佔農業產值的3.2。日本百姓則要上交土地產出的21.25，對比之下日本農民是滿清農民賦稅的六倍，這就是爲什麼日本能在甲午戰爭之前將自己的財政收入提高到跟滿清差不多的程度的原因。
明治維新時期，由於日本對本國農民的盤剝之狠，乃至讓後世評論認爲，日本農村就是日本的國內殖民地。
除了沉重的賦稅之外，如果是地主還好一些，如果是佃農的話，跟滿清一樣，還要接受地主的盤剝，滿清的農民十分困苦，日本最下層的佃農基本上都要活不下去了。
貧苦農民普遍不得不讓自己的女兒、次子、三子外出做工，掙點錢補貼家用。即便這樣，也最多能夠謀生，一旦遇上一丁點變故，貧農抗風險的能力完全沒有，中國的農民還可以通過親戚朋友宗族的接濟，依靠傳統的農村共同體承擔風險，日本的傳統已經破壞，農民只能賣兒賣女，他們遭遇的是中國民國大亂時期的境況。
有些日本家庭由於交不起租金，就拿小女兒當作抵押。這些女孩往往會被送入院妓，日本的院妓稱之爲遊廓，幕府時代屬於公營院妓，但到了明治時期，明治政府爲了財政收入，對遊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首相伊藤博文公開表態“不希望廢除遊廓”，明治政府繼續經營遊廓產業，伊藤博文爲此被日本人男人視爲“唯一的英雄”。
爲了積累工業化的資金，還向海外輸送女妓，在海外的日本女妓數以萬計，佔日本海外人口的七成以上。對此日本政府不但不加以限制，反而公開支持。此時，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被賣掉的女孩不能有絲毫怨言。因爲她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爲了家的利益，爲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爲了家庭而被賣掉，不僅沒
與被掠奪工業化資金的農村，被稱作日本國內殖民地對比，日本的女人出國賣肉，則被稱呼爲支持“現代日本”的“婦女奴隸”。
極度剝奪農村和農民，城市的情況會好一些嗎也不是。
城市工薪階層同樣承受着高額賦稅，按照比例，日本人承擔的稅收相當於美國人的三倍，英國人的兩倍以上。在原料無法自足的情況下，工業還需要承擔進口原料的成本，在這種劣勢下和歐美商品競爭，自然無法爲工人提供更好的工資。涌入城市的過剩勞動力，讓佔日本工人多數的紡織女工的工資，比英國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資還低。工資最高的重工業熟練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到16小時的加班勞動，無論如何也不能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
在城市市民也僅僅能夠餬口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支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消費羣體，這就讓日本的國內市場極爲狹小。要麼依賴歐美髮達國家市場，爲人家提供生絲、棉紗等原料，要麼就是依靠朝鮮這樣的殖民地市場，通過工農業剪刀差掠奪工業化利潤。
後世的人只會看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光鮮，只會看到日本飛速崛起的工業，迅速現代化的成就，卻看不到日本人在背後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日本人是以連奴隸都不如的生活水準，支撐了日本的現代化。
任何國家經濟發展過程都必須附和一定的經濟規律，沒有外部市場，就只能對內掠奪，這是無法更改的，就好像21世紀當中國經濟結束了外部紅利之後，大家赫然發現，中國竟然在悄無聲息間變成了世界上稅收最高的國家，於是民怨四起，紛紛覺得政府在搜刮民財，事實上，這也是需要承擔的代價。
不過就好像這個時代的日本人能夠忍受一樣，後世中國人嘴上罵得兇，但罵的卻不是高稅收本身，而是大家覺得高稅收沒有帶來高福利和高的公共服務，罵的是官僚集團的腐敗，人民其實是講理的，他們可以接受承擔國家發展的成本，但他們不願意看到不公平，所以一邊是老百姓對重稅不滿，罵官僚腐敗，另一邊則大肆歡呼國家開建航母等軍事設施，因爲大家知道那些不產出的軍事設施，是公家能提供給他們的看得見的利益，是保障大家尊嚴的強大後盾。
所以高壓也好，困苦也罷，只要給老百姓一個足夠的理由，他們可以承擔這些代價。
日本選擇給老百姓的理由，就是不斷的擴張國權，用國家的榮耀來給人民一個交代。
因此日本在擴張的道路上，其實已經無法回頭了。
但日本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國內搜刮到足夠的擴張資金，因爲不管怎麼說，人得喫飯。你搜刮的底線是讓人活着，哪怕賣兒賣女都得讓他們活着。
所以日本選擇了給英國人當打手，也是形勢使然。
跟俄國在朝鮮的對抗，最終以日本暫時性的退縮結束，隨即日本跟英國簽訂了一份條約，這份條約還算不上軍事條約，因爲大量的規避了英國所承擔的義務，而大大增加了日本需要承擔的義務。
條約規定，日本在朝鮮，英國在中國利益在受到侵害時，兩國應採取共同進退的措施。雙方約定，日英兩國海軍平時要加強協作，在入塢修船、補給煤炭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並且在遠東水域，日英兩國要努力保持優於第三國的海軍力量；在英國爲了維護中國利益，而導致本國海軍力量無法爲本國商船提供保護的情況下，日本海軍應當予以援助；當日本爲保護朝鮮利益而導致與第三國的戰爭時，大英帝國應予以財政上的支持。
這份條約中，兩國看似沒有承擔軍事義務，算不上軍事同盟條約，但卻帶有一定的軍事色彩。
當條約內容曝光之後，大明帝國洋務司的官員一開始認爲這主要是針對俄國的，但是當他們詳細研究過這份條約之後，他們突然感覺到，這份條約竟然是英國拿來針對中國的。
朱敬倫一眼就看到了英國人的意圖，他認識的更爲深刻，他知道這份條約有針對中國崛起的色彩，但條約背後隱藏的，則是大英帝國重塑東亞新秩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