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數一數中國各個學會的成立時間：中國數學會成立於1935年，中國物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中國化學學會也成立於1932年，而中華醫學會在原歷史中早在1915年就成立了，比其它學會成立的時間要早得多。
當然，中華醫學會並不是成立最早的學會，早在1909年，一批學者、名紳，聚集在中國天津河北區現天津美術學院附近的一個院落裏，組織成立了一個學會，以此來推動中國地學研究與學術的發展，中國地質學會的前身中國地學會就此成立。
究其原因，是因爲隨着近現代科技的發展，以前那種單打獨鬥的科研工作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科學家們需要有一個交流協作的平臺，尋找志同道合之士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合作，於是各種學會就應運而生了。
這些學會在人類的歷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些出色的科學家通過學會交流迸發出靈感的火花，從而推動人類繼續前進，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數第五屆索爾維會議。
在這次的會議上，愛因斯坦和波爾的辯論震動了世界，愛因斯坦那句“上帝不擲骰子”成了物理學史上永恆的經典，會後那張集合了薛定諤、泡利、海森堡、德拜、布拉格、狄拉克、德布羅意、波恩、玻爾、普朗克、居里夫人、洛倫茲、愛因斯坦、朗之萬等大師的照片被稱爲有史以來平均智商最高的合影。
以前中國的醫學界聯繫並不緊密，依舊出於單打獨鬥的階段，最多利用個人以及自身所在學校、醫院的關係尋求合作，科學研究的效率並不高，所以成立中華醫學會就成了很必要的事情，沈隆也想和伍連德一起讓中華醫學會更早誕生。
想成立一個協會簡單，湊幾個人報紙上等個聲明就行了，但要讓這個協會成爲全國醫學界聯繫的橋樑，那可就不容易了，必須要有在醫學界影響巨大的人領頭，這樣才能吸引國內頂尖學者參加這個組織。
因爲在防治東北鼠疫中的突出貢獻，沈隆和伍連德如今在醫學界的名聲非常響亮，他們倆願意牽頭的話，響應的人是不缺的，從伍連德和沈隆這段時間收到的信函來看，目前已經有多位在醫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大師響應，成功舉辦第一次會議應該不是問題。
“既然是中華醫學會，那麼自然應該吸納全國醫學界代表來參加這次會議，所以得給他們充足的時間做準備，最少也得提前三個月在報紙上公示會議的時間和地點，再加上前期籌備的時間，今年肯定是不行了，最快也得到明年纔行至於籌備期間所需的經費，我這邊先墊着吧，然後向政府申請經費。”就算是明年，也比原歷史提前了三年。
“夏冬不利於出行，那麼就定在春天召開好了，四五月份比較合適。”伍連德想了想，同意了沈隆的建議，“至於地點的話放在武漢這樣東南西北的代表前來參加都比較方便。”
武漢是全國的中心，又有鐵路和長江水運的優勢，倒也方便代表前往，不過沈隆卻沒有選擇武漢，“我們成立中華醫學會，不僅要加強內部的聯繫，也要增強和國外醫學界的交往，等確定好時間，我們可以邀請一些外國專家來參加會議、舉行演講，向大家展示國際醫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這樣的話放在魔都似乎更合適。”
伍連德是劍橋大學的博士，如今英國的醫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他可以邀請一些專家前來參加這次會議；而沈隆雖然留過洋，可這些年來不斷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上發表文章，和許多科學家保持着密切的書信來往，他要是發出邀請函，也一定會有不少人願意來。
另外，之前他們在東北的鼠疫大會上也認識了不少人，所以邀請外國專家參加會議倒是一點兒問題都沒有。
“放在魔都也好。”伍連德同意了沈隆的建議，於是中華醫學會雖然成立的時間提前了，可成立的地點卻沒有變。
“中國博醫會那邊可能不太好辦，他們成立的時間早，參會的醫學界人士衆多，而且此前對醫學名次的統一和標準化貢獻很大，如果他們反對，事情恐怕就不太好辦了。”伍連德說道，“而且孫先生還在博醫會的創始人嘉約翰先生所創辦的博濟醫院學習過，恐怕民國政府也不支持我們站出來和博醫會打擂臺啊。”
嘉約翰醫生在廣州設立了西醫學校，爲中國培養了第一代西醫大夫，一生爲70多萬名患者治療，做過近5萬次手術，培養了150名西醫，編譯醫學書籍34種，受到人們的廣泛尊敬，雖然如今已經去世，但他創辦的博醫會依舊有着不小的影響力，而且博醫會的確爲中國醫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自從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之後，由於翻譯的原因，許多解剖學、藥物學、病理學等方面的名詞明明是一個意思，卻出現了不同版本的翻譯，這毫無疑問會大大影響中國學習西方醫學的效率。
而博醫會通過編纂出版疾病名詞詞彙、眼科名詞、疾病詞彙、解剖學詞彙和生理學名詞等書籍解決了這一問題，可謂貢獻頗豐。
“這個問題如果認真考慮，其實並不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