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本來不是一個體面的身份，而且十分固化，比官僚圈子都更加封閉，不是子承父業，就是兄終弟及。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有意爲之，因爲一旦成爲胥吏，就會被打入另冊，所謂執賤業者，明朝時候將伎院樂籍、官府胥吏、奴籍下人三類人打入賤籍，子孫無法參加科舉。
清代廢除了伎院樂籍，但胥吏和奴僕，依然是賤籍，無法獲得科舉資格。
所以往往成爲胥吏，就是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的事情，成本很高代價很大，一般很少有人願意落籍爲胥吏。
但這個階層是極爲重要的，行政上的文書作業，無數的報告、記錄和各種文件，製作各種副本。每種文件都有獨特格式，不得有絲毫偏差，這些都需要專業的人員掌握，而這些顯然都是胥吏來做的。
試問哪一個衙門離得了這羣人，也許是封建王朝的官員需要這麼一種人，所以才專門制定出這樣一種制度，限制掌握了這些文書能力的專業人才離開這個行業，就好像蒙古和明代將匠人都綁在戶籍上一樣。
是因爲有了需求，又不想浪費精力去慢慢培訓，所以讓那麼一羣人子承父業代代相傳，能夠節省極大的成本。
可問題是，不讓這些人蔘加皇權時代唯一能夠改變命運的科舉考試，限制這些人的合法權力，把他們跟奴僕編成一種戶籍，自然而然就讓人看不起這些人。
尤其是在文官的圈子裏，他們在人格上是瞧不起胥吏的，但是要辦事卻少不了這些人，甚至可以說，真正支撐政府機構運作的，就是這些基層的小吏，而不是那些整日間高談闊論飲酒作對的文人。
這種被人在人格上的鄙棄，又真的會給這個羣體造成心理上的扭曲，他們毫無榮譽感，就不會約束自己的行爲了，因爲你不管表現的高尚也好，表現的低劣也罷，都得不到別人的讚許的時候，你爲什麼還要高尚
因此這種被鄙夷的小吏們對待比他們更沒有權力的平民百姓的時候，就顯得格外惡劣，他們這種行爲反過來又讓老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
民間有諺語，“官如大魚吏小魚，完糧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貓，具體而微舐人膏”，老百姓把這些跟他們直接接觸的小吏們看成是敲骨吸髓的惡貓，一點都不奇怪。
但這樣一羣性格被社會制度扭曲的人羣，他們的權力可真不小，絕不僅僅只能欺負一下小民，即便是他們的上司，那些官員，他們也有辦法對付，他們善於使用欺騙、矇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官員分派給他們的任務，利用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序的能力，矇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地位更高的官員。一旦遇到軟弱、生疏、散漫或無能的官員，他們甚至能夠攬權。
胥吏就是這樣一羣人，法律上毫無地位，老百姓不信任、懼怕，甚至討厭他們，官員鄙視他們，但是他們卻能靈巧的運用手中看似微弱卻不可或缺的權力，往下欺壓小民，往上脅迫官員，從上到下都不歡迎，卻又離不開他們的。
那麼到底是誰錯了，該歸罪於誰，憎恨於誰，好像又找不到一個目標，因爲這就是官僚體系長期發展的產物，是最低廉卻又最低效的一種制度。
中國古代制度中，充滿了這種悖論，不止是胥吏階層，還有軍人階層，同樣也是被人厭棄，生活沒有保證，不得不勒索小民，反過來更讓人鄙視。
在這種情況下，朱敬倫不得不進行改革，他不能接受這種低效又內耗嚴重的制度。
但朱敬倫也得承認，這是一種成本最低的制度，因爲他要讓胥吏不從陋規中取利，就必須提高他們的待遇，讓他們能夠生存，甚至能夠體面的生活下去，這樣纔不會有利用權力徇私舞弊的現實壓力，在加以嚴密的監察措施，提高犯罪的成本，才能夠打擊貪腐。
因此朱敬倫之前大幅度提升了衙門小吏們的待遇，爲此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可是此舉是很受胥吏階層歡迎的，畢竟不是每一個小吏都能從陋規中發財，只有那些頭腦最靈活，八面玲瓏，上下通喫的胥吏，才真正能夠發財，大多數胥吏也只是分到一點常例陋
規，勉強餬口罷了。
有這樣一羣人支持，收穫還是不小的，因爲畢竟是這些人在處理官府的具體事務，他們的工作積極性高了，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他們習慣了沒有政治地位的處境，稍微對他們好一些，他們的反抗精神立馬就沒有了。
所以一時間胥吏子弟們還掀起了一股讀書的風潮，但是讀的依然是四書五經，之前他們可不會讀這些書，以前他們就跟匠人一樣，雖然也讀書寫字，但主要還是爲了能夠看懂公文，能從父輩手裏傳承下來一套漂亮的公文文體就是真本事，讀不讀四書五經真沒什麼用。
顯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在胥吏階層心中的神聖感和敬畏感，並不如文官階層，和孕育文官階層的鄉紳階層那麼強烈。
因爲解除了對胥吏階層的限制，所以不但胥吏階層自身開始有了讀書的動力，讀書人對胥吏身份的顧忌也消失了，儘管大部分讀書人還改不了對胥吏的鄙夷，但那些窮人，窮的甚至都無法維持繼續讀書人的讀書人，胥吏這種身份、這種工作就變得不是那麼不可接受了，在加上朱敬倫給胥吏的薪水異常豐厚，一時間倒是有不少讀書人應聘做縣衙的吏員，想着一邊在官府中做事，一邊繼續讀書，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爲官員。
但反彈也是不小的，壟斷科舉之途的鄉紳階層，尤其是那些自家子弟讀書晉身紀律更高的官宦世家，對朱敬倫的這個舉措極爲反對，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都是名門望族是鄉紳階層中的骨幹，他們的能量不可小覷。
爲了不得罪整個這個階層，朱敬倫甚至沒敢直接提升胥吏的政治地位。
現在從最底層的教育改革推行不下去之後，朱敬倫聯想到科舉和功名，朱敬倫決定改換一下思維，從上面進行突破。
他決定不再跟頑固的老夫子們去談判了，他要從上面動刀子，讓這些老夫子來找他談。
於是很快朱敬倫宣佈，胥吏不但可以考試做官，而且以後的各級官員，必須擁有至少三年的實際工作歷練，也就是在當官之前，必須做三年胥吏，直接跟底層的老百姓接觸，直接操作面對老百姓的具體工作。
本來這件事就是他早就想做的，可是鄉紳階層反對，他不想激怒這個階層纔沒敢推行，現在那些頑固派已經成了阻擋他前進的最大阻力，那麼他就必須向這些人施加壓力，改革就是在這種互相博弈之中推行的，現代政治本就是一門互相妥協的藝術。
著名的歷史學家阿克頓曾經說過：妥協是政治的靈魂。所有的政治原則，包括制度和法律就是交易雙方不斷談判、妥協之下的產物，如同打牌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牌，也都有對自己籌碼得失的一個底線。
一旦雙方的底線無法彌合，政治也會崩潰，那時候改革也就演化成了革命，比如美國的南北戰爭，不就是在奴隸制問題上，雙方的底線根本不可能達成某種妥協，必須用戰爭來解決了嗎。
朱敬倫現在扔出了一張牌，他等着頑固派出牌，他願意做一定程度的妥協，但對方也必須向他妥協，然後小小的將改革推進一步。
果然整個廣東的縉紳階層都憤怒了，他們無法接受他們通過科舉做官，擡高或者維持他們特殊地位的通道被胥吏集團佔據。
對鄉紳階層來說，科舉跟土地，是他們一輩子最關心的兩件事。廣東的土人和客人之間最大的矛盾，一個是爭地，另一個就是爭學額，這種矛盾最後能引發土客械鬥，也就能引發鄉紳階層跟朱敬倫對抗。
鄉紳們一邊在鄉下動員鄉勇，做出威脅姿態，一邊相互聯名向官府請願，朱敬倫也調動軍隊，各縣都有他的軍隊，少則一百，多則一千，他控制着城市，但他願意跟請願的鄉紳談一談。
“胥吏戶籍已經廢了，在廣東已經沒有了胥吏。在新規定中，你們可以將官府的吏員，堪稱是官員的預備，他們每一個人都相當是一個候補官員，一旦表現出色，做官的話，更能瞭解民情。”
朱敬倫對請願的一個個名門望族出身的鄉紳解釋自己的道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