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倫覺得，這些鄉紳雖然態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間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經小小的向朱敬倫這邊傾斜了，因爲朱敬倫纔是現管他們的，縣官不如現管的道理，他們很懂。
朱敬倫認爲，很有必要在他們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碼，那就是真的讓他們的子弟成批量的進入各級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統治集團中來，成爲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會失敗，往往就是因爲沒有培養出一羣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這樣，張居正也是這樣，王安石變法沒有早就一個掌握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他被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給鬥倒了，張居正是一個權臣，也培養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但這些心腹並不是新法的受益者，他們只支持張居正，而不是支持新法，所以張居正一死，他的法也就廢了。
只有商鞅成功了，因爲商鞅死的時候，朝中大部分官員，已經不是舊貴族，而是通過戰功爬上來的軍功集團，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自然要維護新法，哪怕在商鞅死了，商鞅的法也會由這些人繼續執行下去。
朱敬倫未必能拉攏到全部的鄉紳階層，但是隻要有一部分鄉紳階層在自己的改革中，轉變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並且將權力放到這些人的手裏，朱敬倫認爲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他跟鄉紳代表們商量完後，立刻就宣佈，年底之前就會進行第一次候補官員考試，而考試的內容，將跟科舉有所區別，比如會考一些數學之類的知識，朱敬倫的理由是，這些候補官員將會處理最具體的政務，工作內容跟過去的小吏沒有太大的分別，他們將負責紀律錢糧賬冊、土地登記等工作，如果連賬都不會算，怎麼進行這些工作呢。
因此一定的數學知識是很有必要的。
繞了這麼大一個彎子，朱敬倫纔將自然科學悄悄的塞進了科舉這個框架中來，如果這些人依然想要他們的子弟通過科舉做官的話，那就必須讓他們的子弟學習自然科學知識，否則根本無法跟其他階層的子弟相比。
這一次，朱敬倫也變得不好說話了，他希望舊勢力能保持理性，在改革中協商解決利益問題，但是他是有底線的。
立馬揮舞着剛剛簽完字的規約，厲聲呵斥他們，白紙黑字，墨跡未乾，就要反悔
同時告訴他們，歷朝歷代科舉，要考什麼，不都是朝廷說了算，小民什麼時候還有權力決定朝廷科考的大事了。
這個權力就是他的底線，他不能丟，因爲這個權力是制定規則的權力，在改革中，朱敬倫會採用制度來引導、鼓勵甚至逼迫舊勢力轉型的辦法，那麼他就必須牢牢掌握住制定規則和制度的權力，那一次改革，不都是新勢力制定規則嗎，讓舊勢力制定規則來改革，就沒有成功的例子。
老傢伙們一看朱敬倫發怒了，面面相覷覺得硬頂也不是辦法，反正他們得到了公平考試的保證，他們相信他們的子弟讀書的水平，遠遠高於任何其他階層，不管是窮苦的農家子弟還是刁滑的胥吏子弟，還能考的過他們的子弟
如果真的考不過的話，到時候在想辦法。事實上，誰會在乎讀書讀什麼，讀書的目的從來都不是道德的，早就脫離了儒家修身的目的，而變成了純粹的考試工具，讀書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官，就是獲取權力，就是讓自己家族光耀門楣。
所以當朱敬倫不耐煩的走出去後，鄉紳們也三三兩兩一起離開了，之後也沒鬧出什麼動靜，撤掉集合起來的鄉勇，一場風波就此平靜。
很快他們就發現，朱敬倫竟然在每一個縣，就開辦了一座學堂，名曰縣學，告訴胥吏們，讓他們的子弟來上學，將來考試就考縣學教授的內容。
學堂的老師當然是第一從廣州學宮裏洋人開辦的師範學校培訓出來的書生，而他們授課的教材，則是直接翻譯的美式教材，暫時只包括小學階段的數學、幾何內容，以及高中階段的世界歷史教材。
朱敬倫認爲，對於已經年紀不小的胥吏子弟來說，數學、幾何知識是沒辦法取巧的，只能直接從小學學起，但是歷史這種人文的學科，哪怕從高中、甚至大學開始講起，他們也是能夠理解的，大不了死記硬背，目的不過是讓他們瞭解一下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不止有中國，是讓他們開開眼界罷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