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於他們描述的，最爲重要的，建立各種軍事學校，朱敬倫卻不認可。
因爲這些軍官建議，應該建立起從小學到大學的一整套軍事學校，這種在西方軍國主義文化影響下發展出來的軍事教育制度，在這個時代很普遍，而且在西方是受到貴族的追捧的，很多貴族子弟，從小學到大學都在軍事學校學習，最後成爲軍官。
後來日本模仿了這種教育制度，在日本建立起了一整套軍事教育制度。民國時候，中國又從日本引進了這套制度，袁世凱時期建立了大量的軍事小學、大學等。
但朱敬倫認爲，軍事教育不應該脫離普通教育，不是自成一系，讓軍事文化跟外界脫節，完全形成一個封閉的文化，這種文化容易滋生處毒瘤，日本就是例子，軍人根本不服從政府的調動，自行其是，把國家捲入了戰爭，試想如果當時日本軍隊不急於求成，而是按照文官政府早就定好的政策，一步步蠶食中國，也不跟美國作戰，那麼日本恐怕真的能夠染指東亞大陸。
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是民國引入了這麼一套完整的軍事教育體系，很難說後來軍閥混戰會那麼嚴重。要知道，當時各大軍閥，絕大多數可都是從這些學校裏走出來的。
朱敬倫告訴軍官們說，軍校可以建，而且可以多建幾所，但是隻能在大學階段，然後跟民用教育對接，從龐大的社會教育體系中吸納人才，這樣軍隊和民間的思想是溝通的，這有利於軍人保持親民，否則很容易形成軍國主義思想。
第二項是參謀制度，這些朱敬倫之前就做過，但是並沒有形成體系。可以說徒具其型，根本原因是參謀部沒有形成威信，有時候一項制度的形成，跟某個英雄人物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普魯士不是出了毛琦這樣一個厲害的參謀長，很難想象普魯士會變成參謀長管理軍隊的模式，要知道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可都是有參謀部設置的，但是其他國家的參謀部基本上淪爲軍隊的附庸。而在普魯士，則是參謀部說了算。毛琦讓這套制度形成，那也是經過鬥爭的，因爲他個人能力強，是因爲他這個人，普魯士參謀部擁有了越來越強的權力。
想象一下，法國馬克馬洪那樣的元帥，可能接受一羣從軍校中畢業的學生指揮他嗎
大明也是一樣，理論水平高的參謀，根本就壓不住侯進、黑狗這樣的元老，參謀也就淪爲附庸了。
但是參謀長壓不住，朱敬倫壓得住，改變的方法就是，讓總參謀部直接向皇帝負責。
在武器裝備上，朱敬倫向來也是很重視的，不用這些專業的軍官提醒，他也知道武器裝備的作用，讓這些軍官驚喜的是，裝備改革，在大明軍隊中已經發生了。
克虜伯的大炮不用說了，現在正在全面換裝。
至於步槍，毛瑟兵工廠三年前建立，去年毛瑟兄弟就將他們在德國幾年前就設計出來的步槍付諸生產，但是倆人的兵工廠初建，規模還太小，到目前爲止總共才生產了一萬多隻，完全不能滿足大明軍隊的換裝要求。
但畢竟在進行，只需要想辦法讓他們擴大生產而已。
還有交通運輸的改革，朱敬倫之前修建鐵路，打着也是軍用的幌子，以軍事價值來證明徵地的合理和合法性。
但是深度還遠遠不夠，普魯士的鐵路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軍隊推動的。
毛琦很早就對鐵路的軍事價值產生了興趣，早在1842年他才升爲少校，在柏林第四軍參謀部供職時，他就參加了漢堡鐵路的管理，認真研究了鐵路技術在戰爭中能起什麼作用。
後來當他成爲總參謀長，他開始推動整個北德意志鐵路的建設，大量鐵路都不是考慮經濟價值，而是以軍事價值作爲最重要的參考，結果普魯士的鐵路線超前發展，甚至超過了整個法國的鐵路里程，而普魯士的人口、經濟顯然跟法國不再一個量級上。鐵路建設，反過來推動了經濟發展，那則是附帶的效應，不是主要目標。
而且鐵路標準必須統一，不但統一鐵路建設的標準，而且統一鐵路管理的標準，所有的鐵路都必須使用統一的時刻表，這在四分五裂的德國具有重要意義，讓時刻精確到每一列火車，這樣在戰爭爆發之時，只需要查時刻表，軍隊就能掌握每一列火車的位置，方便他們制定運兵的計劃。
同時軍隊要高度參與鐵路運輸，一旦戰爭爆發，鐵路將歸軍隊管理，軍隊需要擁有管理整個鐵路網的能力。
就是修鐵路是在軍隊推動下修建，與軍事化管理對接，必要時候直接由軍隊管理。
交通運輸的軍事化涉及面很大，但卻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還是動員體系。
大明的軍隊都是招募的，相當於西方的募兵制，歐洲的英國和奧地利是兩個典型的募兵制國家，問題是，英國不是陸軍強國，奧地利則完敗給了義務兵役制的普魯士。
可如果大明這樣人口衆多的國家，實行了義務兵役制之後，那麼軍隊數量將會超過歐洲所有的國家，這一點讓提出這個建議的軍官都感到有些不現實。
可是朱敬倫卻接受了，他覺得軍事化，對一個農耕民族向工業時代轉變，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
試想一下，要在小農的體制下，誕生出規模巨大的工業管理能力，這現實嗎
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在工業時代如魚得水，很快就發展起來嚴密、複雜的工業管理方法，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的軍事制度，因爲經常爆發戰爭，大多數人都有軍旅知識。
在農業時代，唯一能夠讓人接觸到大規模、精細化管理的事務，往往就是軍事組織。
但如何在大明實行義務兵役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必須找到一個合理的方法，否則財政根本負擔不起，大明不可能像普魯士那樣，成爲一個亞洲兵營。
跟朱敬倫談話結束之後，大批軍官開始制定改革計劃。
這些軍官數量龐大，而且包含了各個層級，從最高的統領一直到底層的旅帥甚至營官，人數高達三千多人，分散在法國、德國和丹麥三國學習，因爲一個國家根本容不下他們。
現在他們回國之後，很快就在各個層級，形成了一股改革的思潮，他們有改革的想法，朱敬倫則給他們提供支持。加上本來大明的軍隊，就沒形成什麼傳統，組織體系也比較散，高級將領最多能夠統領到軍一級，也就是一萬人。
平時分駐在各地，打仗的時候，臨時任命某一個軍官爲大統領來掌控全局，這有點類似明代早期的總兵制，總兵在那時候不是一個常設職位，總兵官是臨時設置，最開始的時候，都是常遇春、徐達這樣的元老在戰爭中充當，後來晚期才變得不值錢，成了常設軍官了。
因爲沒有常設的總司令、總兵官一樣的官職，所以軍隊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某個尾大不掉的大將軍，不可能形成軍閥。所以朱敬倫推動改革的話，基本上很難有力量反對他。加上從上到下都有改革派滲透，改革就更沒有反對的聲音了。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改革並沒有影響到任何人的利益，既沒有要降誰的職務，也沒有收誰的權力。
所以軍事改革很順利的就展開了，甚至沒有形成討論的熱點，民間不太關心，因爲大家不太懂這個，官場呢，則因爲軍隊一直都是朱敬倫親自主掌，文官集團也不關心，因此這是一個關起門來的改革。
任命文鳶爲總辦，籌建改革委員會，一年之內要進行全面的組織調整，這件事不能慢，慢了纔會出事。
很快一個由高中級軍官組成的改革委員會就成立起來。
文鳶是總辦，鄧世纔等高級軍官都是會辦，其他軍官則是協辦。
他們在歐洲學習期間，學到了大量的理論知識，互相之間也進行過多次討論，有大量的心得筆記，現在開始付諸實施，一個個熱情高漲，幾乎徹夜討論，恨不能一夜之間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落實。
總章程很快就拿了出來。
大明的軍事體制，顯然無法應對大規模戰爭，他們認爲這跟法國之前的軍事弊病相似，那就是太過於分散化。
法國在普法戰爭之前，由於主要面對的是殖民地戰爭，在持續多年的殖民開拓當中，它已經變成了一支剿滅分散游擊隊爲主的治安軍。
主要特徵是，除近衛軍外，平時不設軍、師兩級編制，戰時纔開始倉卒編組軍、師級編制，根本不能保障部隊應有的協調，這是法國軍事首腦機關一個重大失誤。
因爲沒有常備大兵團，所以法國事先沒有制定大兵團作戰的周密戰爭計劃，倉卒制定的計劃存在着很多錯誤，如動員和集結部隊的時限規定不當，缺乏大兵團經驗的法軍在集結和運動中出現許多失誤，運行不暢。
可以說戰前的法軍，根本不是一支一直在準備全面戰爭的軍隊，小規模戰鬥經驗豐富，大規模作戰無法統轄，這纔是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
因此大明軍隊需要組建大兵團，採用的方式是軍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