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種方式，在城市中，在小城鎮中，都已經推廣了，取得效果也算不錯，一兩個孩子身上或許看不出來，但是數以萬計的學生平均成績統計下來，就已經很明顯了。這些採用了跟班制的學校每年的考試成績普遍比鄉村學校好一些。又因爲考試成績好，很多實際的家長，也將孩子從鄉村送到城鎮學校上學，目前這種公立學校的入學率非常高，一直滿負荷運轉，每個老師都帶三十個以上，甚至四十多個學生。同時造成的結果就是，這幾年下來，城鎮學校，已經吸收了適齡學生數量的三成。
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依然距離朱敬倫想要的普及教育相差太遠，不解決鄉村教育，勢必不能完成義務教育。
所以他開始力主跟班制在鄉村學堂中大範圍推廣，遇到的困難有兩個，一個是師資問題，一個是經費問題。
過去鄉村學堂中，主要都是傳統的鄉紳當教師，尤其是曾國藩推動的孔廟學堂模式，更是鼓動了大批老夫子。
要是放在十年前，朱敬倫真的沒辦法替代這些老夫子，這也是爲什麼他當初一直苦惱於普遍教育無法推廣的問題。
但現在經過十年對教育的支持，儘管普及率始終維持在百分之三十，但培養出的人才還是以十萬計算的，如今考科舉已經不是當初那麼容易了，沒有良好的數學基礎和中文基礎，是基本上不可能考中的。
那些考不中科舉，但依然對讀書寄予全部希望的讀書人，就一批一批選拔進入下一級學堂，從鄉村學堂中，大概有十分之一能夠進入縣學，縣學中也有十分之一左右能夠進入府學，府學中也是十分之一進入最高級別的廣府學宮。
老實說，這些進入廣府學宮的學生，他們依然把希望寄託在考科舉上面，但是他們受到的教育，已經相當全面了，其實到了府學層面，就已經開始接觸比較高深的自然科學知識教育了，化學、物理、生物學等樣樣齊全。所以這些學宮的學生，在自然科學領域，其實比那些早早考入低級衙門做小吏的還要清楚。
之所以這些人一次次失敗在科舉道路上，卻一次次堅持不懈，他們心中的支撐則是，每高一個級別，他們就可以考更高的科舉，比如鄉村學堂，只學過數學和經典的學生，他們最多能考縣衙；縣學學生，則可以考取府一級的吏員；府學的可以考取道一級的吏員；到了廣府學宮的學生，他們已經擁有了直接考取六部吏員的資格。
他們所考的，跟所學的內容，是高度一致的，因此這些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熱情也很高，甚至他們以爲這是他們的另一個機會，因爲很多學生之所以屢屢考不中，主要還是有一些科目實在是不擅長，但每升一個學級，他們接觸到的科目就更多，因此劣勢科目的比例降低，讓他們更有希望能夠考中。
不過這只是一種平衡措施。他們還是無法與早就考中科舉的那些學生相比，因爲對於那些已經正式進入官府的學生來說，儘管最開始只能是一個吏員，三年後才能考取正式官職，但是這三年不但能讓他們熟悉官場，更能讓他們積累人脈。當三年後他們開始考取正式官職的時候，只要不是情商特別低的人，往往都已經有了自己的人脈網絡，上有各種座師名分的官員提攜，下有無數同學照應，他們的官場生涯顯然更加平坦。
但對朱敬倫來說，科舉的目的，並不是唯一選拔官員的方式，他更看重的是科舉對廣大讀書人學習熱情的調動。可以說，要不是他始終牢牢抓住了科舉的內容，他根本就無法將自然科學這麼快在讀書人中間推廣，更不可能有這麼一隻龐大的懂得自然科學的師資力量。
現在這批在官府學宮學習的學生，他們就是最好的教師人選，國學上，他們是接受過傳統教育的，四書五經完全沒問題，科學上，能從鄉村學堂、縣學和府學三級學校殺上來，每一個人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沒有每門功課九十分以上的成績，是不可能進入學宮的。
師資這個最重要的問題解決之後，剩下的經費問題，就算不上一個大問題了。恰好這兩年政府財政控制的比較好，赤字已經削減到了三千萬兩，如果全部由國家來承擔教育經費，也不是承擔不起了。
sp;因此在官府的運作下，突然廣府學宮開始招募教師。爲了調動學生們的積極性，給教師賦予官府身份，歸禮部教育司直接管轄。一個最低級的鄉村教師，品級爲從九品，跟剛剛進入官場的吏員品級相同。同時還告訴他們，當教師三年之後，一旦官府官職有缺，他們也有資格直接考取官職。因此他們在身份上，跟考中科舉的吏員完全一樣。這顯然大大激發了那些許久無法考中科舉的學生，報名的熱情高漲。
朱敬倫本以爲，按照這種方式，大明政府能在一年時間之內，完成義務教育普及工作，至少在硬件上完全搭建成功，接下來只不過是鼓勵學生入學，積極提高入學率的問題了。
至於困難，他原本不認爲有太大的阻礙，因爲這是鄉紳階層自己放棄的領域，就好像當初他們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給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讓朱敬倫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樣。現在由於曾國藩名譽掃地，當初大批相應曾國藩出來辦教育的鄉紳，突然甩手不幹了，那麼官府接手也就順理成章了。
但沒想到，鄉紳階層竟然強勢的反彈了，在教育推進到1872年年底，突然發生了大批鄉勇包圍各地學堂，將縣城派下去的警察甚至士兵都包圍在了學堂中，尤其以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南海、番禺和順德三個縣最爲嚴重，幾乎每個鄉都出現了類似事件。
因爲教育竟然引發了暴力對抗，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下子就驚動了上上下下各個階層。
也吸引了大批報紙，中國報紙還算地道，他們一貫支持普及教育，是鄉村文化壟斷的批評者，他們將此看作是鄉村文化壟斷階層的反叛舉動。
外文報紙則對此大家嘲諷，香港一些洋人辦的報紙，尤其是一些帶有種族傾向性的，他們藉此說明中國文化的低劣，拒絕教育，怎麼看都是一種不文明行爲。
另外也有一些鄉紳的聲音開始出現，一些開明士紳這幾年也開始進入媒體行業，他們開始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認爲這並不全都是鄉村士紳的錯誤，他們開始將官府派下去的士兵和警察在各地無惡不作的行爲大肆報道。
總之沒有誰是完全乾淨的，把一方打扮成完全純潔的天使，把另一方打成完全的混蛋，那是搞政治運動，不是搞改革。
所以當陳芝廷將此事彙報給朱敬倫，請朱敬倫定奪的時候，朱敬倫的態度是，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
既不能強行鎮壓鄉紳階層，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尤其是官府在這次事件中，出現了分裂，刑部和禮部開始對立起來，刑部和禮部的板子，朱敬倫也不打算打，可藉助這次事件，對這己方進行正式的調整，不但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是一個機會。
一個規範民間自治的機會。
對於中國傳統的鄉村自治，朱敬倫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賞，又時常對此有些擔憂。
這種自治傳統，說起來很簡單，就是老百姓自發的管理自己，這跟西方自發形成的代議制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說起來都是配合政府對社會進行管理的一種方式，如果加以推動，是有可能將其推動到現代社會的。
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尤其是明清時期，由於人口膨脹，遠超了唐宋時期，導致傳統的大一統管理制度，已經接近極限，對鄉村社會的管理變得有心無力，這時候鄉村自治對官府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補充和幫助，因此大多數時候官府不但默認，甚至積極推動這種自治。
但是鄉村自治還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對官府比較牴觸，第一是出於權力對侵犯自己的那種天然反抗，第二則是古代官府確實有些混蛋，一旦下鄉難免擾民，所以鄉紳階層乾脆自己站出來管理自己，幫助官府徵糧徵稅，換取官府不下鄉。
到了朱敬倫這裏，這種抵制依然存在，所以讓他的教育改革始終很難滲透進鄉村之中，這是他最爲擔憂的，教育都遇到這種抵制，那麼之後對鄉村的任何改革，恐怕都會遇到類似的反抗。
之前沒有機會，現在鄉村出現了非理智的反抗，已經觸犯了法律，那麼就是一個很好的滲透進入鄉村自治結構的機會。
所以當陳芝廷帶着禮部和刑部侍郎一起來求見自己的時候，朱敬倫主張是依律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