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三地的鄉村自治組織更爲活躍，鄉紳有錢自然願意捐助，各種福利性組織，什麼善堂了，義學了，救火會了等等組織都能辦起來。
但他們用來包圍學堂的組織，則是一個將這些效仿、慈善等組織囊括在內的組織，鄉村自治的中堅機構公局
公局本來的含義是“公同辦事的機構”，在嘉慶、道光年間甚至更早，廣東鄉村就出現了公所、公局等士紳控制、管理的機構，也有用社學、公約等名稱的，他們擁有武力，行使緝捕、稽查等權力。比如香山縣，在嘉慶年間爲防堵洋匪張保仔，“邑城鄭敏達等七姓”捐資創設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該縣小欖士紳何應魁，爲防禦海寇郭婆帶，“捐金五百爲鄉里倡，設公約，分置巡船卡口，建碉臺，督勇晝夜堵御”。道光年間，該縣隆都士紳鄭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勵丁壯，嚴密巡緝，屢擒劇盜”。該縣大車鄉士紳林謙，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菸啓釁，奸宄乘之”，“謙告縣集衆於雲衢書院，立章程，嚴堵御，東鄉賴以安”；18471848年，“西粵賊起，蔓延東省”，林謙“於是分東鄉爲六局，督鄉團，察遊匪，設總局於邑城之東”。不過，這類機構多因戰亂而設立，由於經費及其他原因，事平後便解散或停辦。
這種公局機構發展的巔峯時期，還是咸豐之後的一段時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鄉紳爲了保持地方穩定，防備太平軍和天地會起義氾濫，捐獻大量資金，建立了大批鄉勇，這時候他們纔開始擁有了相對正規的武力。
“臣請裁撤團練公局”
由於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經組織過鄉勇的公局所爲，禮部尚書龍元喜請示朱敬倫，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書羅天池在一旁眼觀鼻鼻觀天，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這是有因由的，因爲公局就是龍元喜極力保留下來的，早在朱敬倫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經在順德縣規範了地方公局機構。
龍元喜是順德鄉紳，當時英法聯軍攻打廣州，他在順德編練了大批鄉勇。之後咸豐皇帝擔心地方勢力做大，不肯給經費，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夠保留這些鄉勇，一方面有這些武力，是他個人的資本，另一方面這些人還能保護地方安穩，同時裁撤的話，反而會落草爲寇，大大不利於地方太平。
在龍元喜的努力下，“訪各鄉紳士，由縣札辦鄉局分理捕務”，在縣城設立了團練總局，建立了從縣一級到鄉一級的公局體系，縣的團練總局接辦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擔的捕務和捕費等。
朱敬倫能選擇龍元喜當禮部尚書，並不僅僅因爲是他是前朝官紳，更因爲從中看到了此人處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這種創設制度的能力，讓他格外認可。
後來朱敬倫建立大明，這種鄉紳公局機構對他能夠迅速穩定地方，是起到客觀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後沒有取消這種組織，反而推廣了這種組織，就讓龍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縣公局，統領各鄉的公局。
這些年來，這些公局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對較小的情況下，這些公局負擔了穩定地方，溝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約官府權力，尤其是在縣城一級，在緝捕盜賊、司法管理方面，跟各個縣衙常有衝突，普遍存在公局濫用死刑現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龍元喜強勢阻擋，認爲這是刑部在爲自己的無能尋找藉口。
朱敬倫並不急着做決定，反而是讓刑部尚書先介紹一下情況。
刑部侍郎羅天池很快詳細的彙報了一遍。
爆發事件的縣，主要是番禺、順德和香山三縣。
這三縣中，香山縣由於靠近大海，歷來就是公局勢力強勢的地方，早在乾隆時期，甚至明代，就有地方鄉紳組建鄉勇對抗海盜的傳統，因此他們更善於組織武力。番禺縣則是在英法聯軍攻佔廣州期間，組建了大批鄉勇。順德縣的，正是龍元喜組建的。
而這次砸毀學堂，打死打傷警察士兵最多的縣，則是番禺縣。
番禺縣分捕署和各司，下屬的茭塘司的南洲局、彬社局、崗尾局、石樓局、赤山局；沙灣司的仁讓局、石橋局、蘿西局、鰲山局、韋涌局、古壩局、龍灣局、沙亭局、沙圩等鄉十三所公局，都發生了包圍學堂事件，顯然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有聯繫的集體行爲，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當成叛亂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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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南海縣的情況如何”
這三縣經濟富庶，鄉村多是桑葚魚塘，土地肥沃，城市中也有大量繅絲、織稠等現代工業，但是最富庶的，還是擁有佛山這個不輸給廣州的商埠的南海縣，但是南海縣的情況反倒比較好。
羅天池彙報說，南海縣也有包圍學堂的情況，但是數量很少，而且在當地鄉紳的勸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沒有出現打死人的情況。
朱敬倫點了點頭，說起來這次公局包圍學堂，其實並不是公局組織集體反叛，而是公局組織自身的失控，顯然其中有一批鄉紳對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經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較理智，不願意跟官府對抗。
這些鄉紳對教育的怨言，由來已久。幾年前，就是他們的怨氣，被曾國藩所激發，才興起了自行辦教育的熱情。曾國藩名聲掃地之後，他們很多都自暴自棄，放棄了那些學堂。但是心中的怨氣不但沒有消失，反而積怨更深。
這兩年來，鄉村教育出現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國藩鼓動鄉下鄉紳階層修建了大量的孔廟式學堂，當時一度學童入學率超過了八成，可謂形勢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問題上，犧牲了他這麼多年來積累的威望，一下子變得人人喊打，加上現代傳播方式的推波助瀾，曾國藩儼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國藩這面旗幟的倒下，大大影響了鄉紳階層對教育的關心。
當時掀起了一波砸毀學堂的逆流，朱敬倫後來不惜動用軍隊才壓制下來，不但接管了這些學堂，而且派下去了受過培訓的教師，徹底完善鄉村教育。